民国十大军阀

伊丽

（一）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他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巨，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由，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刺宋史学界尚有争议）。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17子中以长子袁克定为官，次子袁克文能文，六子袁克恒办实业，为人所熟知。袁克定为发妻于氏所生，通英、法、德、日文字，娶妻为湖南巡抚吴大澄之女，捐候选道，历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右丞、邮传部承参、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5年死于北京，终年77岁。袁克文为第三妾朝鲜人金氏生于汉城，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任清史馆纂修、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编《心声》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死于天津，终年42岁，著有《寒云诗集》、《袁寒云说集》等，袁克文有4子3女，其第3子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均为著名物理学家。


（二）段祺瑞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集团把持政局，北京政府如同走马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合肥人段祺瑞曾六次主政：1913年5月1日至7月31日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4月22日至6月28日任政事堂国务卿，1916年6月29日至1917年5月23日、1917年7月17日至12月22日、1918年3月23日至10月10日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1924年11月24日至1926年4月20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生于1865年3月6日（同治四年二月初九日）。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1872年，7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任所（段佩时统“铭军”直属马队三营驻防于此），少年段祺瑞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营生活。1881年，段祺瑞在祖父病故后只身徒步前往山东，投奔在威海驻军中任管带的族叔段从德，被安排在营中当司书。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为一期预备生，旋分入炮兵科。

在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新式课程。1887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1889年春，段祺瑞等5人到德国，以官费入柏林军校。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其他4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他在这里耳濡目染，有了实践的机会，获益匪浅。1890年底，段祺瑞学成归国，任职北洋军械局。次年，调往威海，任随营学堂教习。

1895年底，上谕由袁世凯主持在天津小站练兵。段祺瑞在袁世凯编练新军过程中，一直充任重要角色。1905年和1906年，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和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段祺瑞皆任演习中“北军”的总统官。两次秋操使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秋操前后，段祺瑞先后就任第三、第四、第六镇的统制，并曾兼任保定陆军学堂总办。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遭到清廷的疯狂镇压。为了对付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调北洋军主力前往镇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全面节制调遣陆海军，旋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把段祺瑞从江北提督任上调出，担任北洋军第二军总统，又署湖广总督，兼领北洋第一军与湖北军政府对峙。

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 1月23日起，段祺瑞迭次向朝廷进言，谓共和思想“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26日，他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发出致内阁代奏电，直接要求清廷“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文中还提出“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显然，这是撇开已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而将政权由清廷直接旁移给袁世凯的办法。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第一军8名协统以上的将领发出代奏电，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这一明对“二三王公”，实对朝廷的兵谏式招法果然灵验。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退位诏，清王朝终于正式覆亡。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随之被袁世凯委以陆军总长，成为袁世凯政权的主将。

自1912年3月至1915年8月，段祺瑞在北京政府内阁中连任7届陆军总长。其间由拥袁转而反袁、反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称帝，并定次年为“洪宪元年”。但好景不长，举国反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系内部也有人暗中倒袁。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世凯只得考虑取消帝制，“洪宪”皇袍穿了不过83天。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段祺瑞的辞职、不合作和暗中抵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袁世凯下台，名义上的共和重新确立。段祺瑞也就势登上了权力顶峰——出任国务总理，并逐步接管了中央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在这种情况下，安徽督军张勋主动率其“辫子军”于6月14日进京“调停”。张勋解散国会，将黎元洪赶入使馆区。7月1日，他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改民国六年（1917年）为宣统九年。全国舆论大哗，“讨逆”呼声鹊起。

在黎段之争中已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对张勋进京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对其拥溥仪复辟亦有所闻。“张勋复辟”给段祺瑞诉诸武力以东山再起制造了一个绝好借口。段祺瑞旋即在天津组织“计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并于马厂誓师“讨逆”，还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重新组阁。在“讨逆军”的强大攻势下，“辫子军”很快失败，张勋于12日被迫避入荷兰使馆。这场“复辟”闹剧不过上演了12天。7月14日，段祺瑞凯旋还京，重新执掌中央政权。1918年8月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亲日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更激起举国上下愤怒声讨。直、奉两系适时地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北京政府的情绪，开始从军事上掀起倒皖运动，意在打击急剧发展的皖系军事力量，抵制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1920年初，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直皖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段祺瑞被逐出北京。他避居天津日本租界寿街，开始吃素念佛，表面上静心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政坛风云，以待复出。当直奉失和，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段祺瑞及时地派段芝贵到东北联络张作霖，又派徐树铮到南方交好于孙中山。在各方的利害关系暂趋于一致的情况下，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已暗中接受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和段祺瑞的游说，于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发动政变，推翻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系战败。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邀段祺瑞、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

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典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执政府办公处举行。鉴于以往迭次“府院之争”，此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乃将总统、总理合一，规定临时执政兼有二者之权力。段祺瑞表面上大权总揽，不受任何约束，实际上由于自身已没有什么军事实力，而奉军羽毛正丰，国民军又驻扎京畿，他不得不按张作霖、冯玉祥的眼色行事。今非昔比，段祺瑞这个“执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他的政务活动多受掣肘。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导致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皖系北洋军阀集团也不复存在。息影津门的段祺瑞曾表示只谈佛经不问政治，实际上在政坛活动了几十年的他岂甘寂寞，并且，“政治”不时地来过问他。日本特务土肥原等企图拉他出山，组织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完全效忠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段祺瑞没有答应。段祺瑞亲日，原先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日本人把侵略战火烧进国门后，他不愿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为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南京政府方面不断派遣民间人士北上做段祺瑞工作，劝其南下。1933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专使钱永铭持蒋介石欢迎段氏南下的亲笔信函到天津，请段“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顺水推舟，先抵南京拜会蒋介石，随即到上海定居。

段祺瑞到上海后，初寓世界学社，不久即搬至霞飞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公馆。他在这里专意念佛，坚持吃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病不治离世，终年71岁。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北卧佛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三）曹锟

（1862.12.12～1938.5.17）

【概述】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4年4月第一次直系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2年1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将领鹿钟麟不满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行。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塞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4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颜惠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赶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

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或"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四）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辽宁省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张作霖生平介绍】
1894年因为报父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号称保险队，在黑山南赵家庙一带劫掠。1901年除夕，张作霖遭匪首金寿山勾结俄军马队偷袭，损失惨重，率残部8人，逃到台安县桑林子村，后到八角台（今台安县）投靠张景惠，当上了八角台团练长。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1906年任巡防营前路统领，驻防辽源一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时，张作霖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其子张学良后成为著名爱国将领。


五）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32年回到北平（今北京）。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12月4日日本牙医施行手术，当晚暴卒，时年65岁。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他还是第一个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生平】

1874年4月22日。山东省蓬莱县。

　　这一天春日融融，海天一碧，湛蓝透心。不一会儿，又有海雾飘来，如轻绡薄纱一般，起初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后来就迷离上升，一片朦胧了。于是，蓬莱特有的奇观--海市蜃楼出现了。只见海天相连之处，隐隐约约浮现一座岛屿，仿佛微微隆起的一堆绿云，那么虚幻，那么缥缈。渐渐地，岛屿轮廓愈加分明，显出了蜿蜒如蛇的小路，林木苍郁的峰峦，而碧树红花之中，有翘角凌檐的宫宇，或亭榭台阁奇异连接，或独楼高耸格外巍峨……忽又见亭阁间有人影走动，男女各呈优美姿势……众人都看呆了。这时蓬莱阁附近的海岸上，有一个人将此景看得最为真切。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这一天也是吴佩孚的诞生之日，只不过这时吴佩孚还在娘肚子里。

　　也许因为是奇特人物的缘故，吴佩孚在娘肚子里就憋着闷气，该出来了，却倔着性子不动，扰得他母亲张氏两天两夜没断过呻吟。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却并不着急，因为妻子已经是第二胎，他知道不会有太大困难。根据"事不过三"的原理，今天是第三天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绝不会超出今夜。

　　回到家里，吴可成守候在妻子身边，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之后，他就赶紧宣布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姓吴，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活。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却并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

　　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

　　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

　　由于吴佩孚出生之夜有戚继光入梦，所以吴可成十分喜爱这个儿子，经常"子玉儿子玉儿"的叫个不停。而吴佩孚也从小便显出与别的孩子的不同，他不爱哭，无论抱着或是躺着，总是瞪着一双眼睛。

　　吴佩孚排行老二，邻里乡亲都叫他"小二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但是随着吴佩孚出生与成长，吴道孚的体质日趋虚弱，不久就夭折了。如果按照蓬莱人迷信的说法，吴佩孚就具有克兄命，他不甘为人之下，要做老大。吴可成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自己没能以读书显名扬祖，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材料。

　　吴佩孚的启蒙老师是循循善诱的人，但是这先生信奉的是"黄卷青灯，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带，他年何等威风"。但是，这对吴佩孚的影响却不小，使他在心中立下了勤学不止的决心。

　　在学堂里，一般学生乘私塾先生不在，便放肆玩耍打闹，吴佩孚不仅不参与，反而正襟危坐，置身于喧闹声中，仿佛不闻不见，静心背诵功课。私塾先生发现这情景，十分惊讶，忍不住拍着吴佩孚的肩头，由衷地说道："只有你鹤立鸡群，不与群儿同流合污，是可造之才啊！"自此之后，私塾先生对吴佩孚另眼相看，把吴佩孚作为他一生的希望寄托予以刻意栽培，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外，还经常单独为他讲解《四书》，并教习作八股。几年后，吴佩孚成了先生的一个熟读《四书》、善写八股文章的得意门生。

　　吴佩孚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到龙神庙、蓬莱阁游玩，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蓬莱阁》石刻上的诗文。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以后，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离开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恋蓬莱阁的景物。

　　吴可成对吴佩孚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自从吴佩孚上了私塾后，吴可成不时地亲自教他认字念书。离开私塾后，吴佩孚想继续学习，可是家里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家里有个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佩孚的娘便找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好在磨脖子上，就这样，书桌也有了，凳子也有了。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之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是想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地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徕生意，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纺个不停，于是人们颔首赞许道："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转眼间到了1890年，吴佩孚14岁了，可是，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母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时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夫人天生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地埋葬了丈夫。

　　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时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显示了她的才能。从此，她夜以继日地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然而繁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挺着。吴佩孚在这时候也变了，从此他沉默寡言了，每天深夜伏在地上，看灯光闪烁，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他咬牙立志，发誓更加勤奋读书。咿呀的纺车声音，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

　　母亲如此辛苦，吴佩孚心中有不忍，决心自己赚钱养家，于是开始打探赚钱的活。有一天，他秘密地布置停当，然后蹲在纺车旁边，问母亲："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好么？"母亲张氏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说："你给我好好地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啊！""娘，我赚钱也是读书。""哪儿会有这种好事，"母亲一点也不相信，头也不抬地说："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娘，我说的是真的。""我不信。""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二两四钱的银子，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母亲张氏的纺纱收入，就能有富余了。吴佩孚以为母亲听了会吃一惊，哪知道，母亲声色不动，只是在说："你别胡思乱想啦，才14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不是当兵，是当学兵。""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看到母亲口气有点松动，吴佩孚站了起来，挺了挺胸："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18岁，也没人不相信的。"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母亲脱口，喃喃自语："嗯，这孩子，是长得高。"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18岁，吴佩孚母亲还是不答应吴佩孚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衮压制汉人习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因此，吴佩孚母亲极力反对，同时，她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更不愿他中辍学业。

　　结果，吴佩孚的请求被严辞拒绝了。吴佩孚是极孝顺的孩子，尽管母亲这么劳苦下去，而且，不论母亲张氏如何焚膏继晷，拼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孚觉得自己作为儿子，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一有机会便跟母亲絮叨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母亲张氏的心思，有点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可观太划得来了。

　　一个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诚挚地说："娘，还有5天的时间我可以念书。"母亲张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你6岁起进私塾，9岁就开篇作文章，12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在夸你的诗和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14岁了，家里没钱，请不起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念下去，我真不知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母亲这么说，吴佩孚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找好了老师李丕森。

　　一提起李丕森，母亲张氏又惊又喜。李丕森是登州府头一号好老师，他教出的举人、秀才有好些咧。如果儿子能拜师于他，不愁将来不发达，母亲张氏有点不信，停下手头的活问："你骗我吧？""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这，"吴佩孚母亲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地有些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娘，李老师说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地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凑一笔数目，送给了老师当束脩，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多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舞，母亲张氏很勉强地答了一声："好吧！"从此，母子俩更是省吃俭用以攒足拜?的钱。转眼之间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拜师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一天，母亲张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整整齐齐，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备几色礼物，然后，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拜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蓬莱县城地处山东省东端，北临黄海、渤海，交通便利。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还准许鸦片进口，于是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公开在全国各地大量倾销。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登州府所属的大小城镇，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毒菌似地孳长起来。

　　在蓬莱县城里，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内分设"雅座"和"普通座"两种。"雅座"是单房炕，上面铺着大红毯，专供豪门富室的烟鬼们享用；"普通座"则是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放上几盘烟具，供一般烟鬼过瘾。当地嗜吸鸦片的烟鬼，不论穷富，都有躺烟馆的习气。烟鬼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开灯烧烟，而往往呼朋唤友来烟馆，喷云吐雾，不如此不算尽意。这时，已是秀才的吴佩孚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一天，他烟瘾发作，急匆匆来到烟馆，可是普通座已无虚席，就与店里伙计商量，就在雅座内供抽几口，抽完马上就走。店里的伙计见是吴秀才，便告诉他，有个雅座只有翁爷一个人，正躺着打瞌睡，要他自己去商量。

　　翁爷名翁钦生，是当地著名豪绅"八大家"中最有财有势的一个，开设的店铺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本家人做官，他又同地方官府往来密切，是地方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吴佩孚急于过瘾，只得挂着一脸笑容走进那间雅座。翁爷朦胧中听见响声，微睁双眼，见是吴佩孚，懒懒地问："小二子干吗？"吴佩孚委婉地说明来意，但话没讲完，翁爷就伸开右脚，用力一踢，喝道："滚！"吴佩孚猛地吃了个闭门羹，气得变了脸色，扭头就走。

　　这当时在蓬莱县城有一个号称"十虎"的小集团。十个成员原先都是不第书生，后逐渐结成集团，成为一批兴风作浪的讼棍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文痞。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八大家"也惧怕他们三分。受辱的吴佩孚一气之下来到"十虎"聚处，把自己受辱之事诉说了一遍，怒求他们帮忙，为他出口冤气。十虎见秀才登门求救，受宠若惊，个个横眉怒竖，愿意为他效劳。

　　事有凑巧，不久，翁家因为老太太祝寿，张灯结彩，开设堂会，热闹非凡。满城官绅都来登门拜贺。男女贺客吃完寿宴后又分坐两旁看戏。正乐在其中时，十虎借拜寿为名，闯入厅堂。他们对男女同台演出，先是大呼小叫，拍桌打椅，厉声喝止台上演出；继而又指手画脚，大骂满座男女违禁律、助淫风，把贺客全都吓跑。

　　翁钦生见此惨状，气得吹胡瞪眼，边唤家仆捉拿十虎送官究办。这批"落拓书生"平时打讼诉、耍计谋还有两手，而要和豪门家奴动武，就显得蹩脚了。顷刻间，"十虎"变成了"十鼠"，纷纷抱头鼠蹿。

　　当晚，翁钦生就打听到罪魁祸首是吴佩孚，遂立即亲赴衙门，嘱托县令拿办。

　　事发后，吴佩孚在家乡不能安身，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官府捉拿。他急匆匆地整顿了行装，筹集了几两银子，连夜逃往北京。1897年，避祸外逃的吴佩孚来到北京，投宿于崇文门外巾帽胡同同乡人开办的"隆庆栈"。在北京，他既无亲友，也无人引荐，很快就身无分文，穷困潦倒。

　　此时，春节快要来临了，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贴春联，准备过年。为了糊口，吴佩孚就在"隆庆栈"门口，摆了个写春联的摊子，依靠所得的微薄酬金过着饱一餐饥一顿的生活。新年一过，他的对联营生日趋冷淡，日子更加难过。店主孙老头念在同乡份上，替他出了个新主意："秀才念过经书，还是算命为好"。

　　吴佩孚觉得此话有理，就从街上买了几本《河洛理数》、《六壬大全》及其他的"相命书"，关起房门研读揣摩。经过"研究"之后，吴佩孚在崇文门外摆起了卜卦算命摊，开始了他那卜卦糊口的生涯。

　　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原先一些"埋头书城，磨穿铁砚"的读书人，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声中，纷纷弃文习武，投笔从军。

　　这时，吴佩孚正为自己的前程在寻找出路。他感觉到卜卦算命虽能糊口，并非长久之计。一天，他与来京办货的堂兄亮孚，在算命摊边相遇。寒暄之后，他和堂兄一起进了附近一家小酒馆。几盅白酒下肚，两人便长谈阔论起来，从家乡的近况直扯到吴佩孚今后的出路。

　　吴亮孚望着佩孚若有所悟地说："如今内忧外患，年年打仗，我看处在这种乱世，也许在一刀一枪上还能博个前程。你在家乡就当过水师营的学兵，此时你既然进退维谷，无路可走，你何不硬硬头皮，索性走你往先走的老路子，去投了军呢？"投笔从戎，这在科举入仕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的吴佩孚脑子里，也早有盘算，今日堂兄一提更促使他拿定主意。他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完，一拍桌子，说："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

　　临别时，吴亮孚又再三叮嘱他说："莫迟疑了，拆了摊子，快快投军去！"1898年，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奉命招兵。于是，吴佩孚就到天津应募入帐。

　　当时吴佩孚身上仅带有二两银子，星夜奔程，不敢走大路，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去处，最后打定主意到北京。沿路乞讨，于腊月初十到达京城，投宿在同乡人开办的蓬莱阁旅店。好在店主与吴可成早年有些来往，答应免费住宿。当天招待一餐晚饭，以后吃饭问题自己解决。吴佩孚于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设法谋生，想到春节将近，便摆起摊子写春联卖。过了春节摆起测字占卦摊子。半月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旋即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月饷50元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吴佩孚见多识广，深谋机智，设计缜密，勇于负责，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深得守田大佐的器重，被称为“总有办法”先生。日俄战争前夕，吴佩孚随守田利远带领47名谍报员渡海去旅顺、大连等地刺探情报。吴佩孚协助守田将谍报队带到安全地带集结返程，不仅顺利完成任务，且无一人伤亡。守田利远奖赏吴佩孚大洋50O元，破例准假一周回去探亲，并将其座骑借给吴佩孚骑回蓬莱。

　　吴佩孚身着军装，骑着高大的东洋战马，归心似箭，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就回到270里路之外的老家。拜见了寡母、乡亲。这时的吴佩孚，早非昔日的逃避官府缉拿的穷秀才，多年的晦气熬出了头，令蓬莱父老刮目相看了。人人见了又是打招呼，又是请安问好。当日下午，吴佩孚雇了一乘小轿，让母亲坐着，与弟弟吴文孚陪同母亲去城外祭扫了祖宗坟墓，祭毕又随母亲绕道去离县城20多里路的李家屯。原来在吴佩孚还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的时候，吴母即托人向李家屯的巨绅李少堂的侄女说亲，等了多时，吴佩孚才回来探亲。吴母急不可待地携儿子去相亲。来到李家，见李小姐是富家千金，美而慧，芳龄24岁，独养女，非常相配，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李老太太见吴佩孚一表人才，文中秀才，武授中尉，是相当出人头地的了，乐不可言。两位母亲当面说定，三五日内成亲。是年吴佩孚31岁，假期总共才有七天。两家各自紧张地作了准备，吴佩孚探家的第三天便与李小姐拜了天地。吴李的结合，其速度之快，如同闪电。探家的第七天一清早，吴便扬鞭跃马，返回芝罘守田公馆，依旧干那惊险万状的情报员工作去了。

　　1907年，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营长）驻扎在长春，有了固定的驻地，月饷150元，公费300元。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革命军联络了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准备在吴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的配合下，进攻北京。清廷得知消息后，立即派曹锟亲率第三镇驻保定的第一协，西出娘子关，攻打山西革命军。部队开抵娘子关时，炮兵第三标部分官兵哗变，原任标统撤职，在曹锟的提拔下，吴佩孚继任第三标标统，从此对曹锟感恩戴德。

　　1912年，南北和谈达成协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月25日，南京临时政府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5个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为了拒绝南下就职，于29日指命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当日傍晚，吴佩孚的部下，配合步兵第九标的炮队，首先奉命兵变。他们驻扎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下午6点多钟，穿着灰棉军服，提着步枪一拥而出，沿途大呼小叫，朝天乱放枪。

　　朝阳门外多的是饭铺和货摊，一时间被抢个精光。炮队一闹，第三镇的其他队伍不约而同上街。一时间，北京城内城外枪声四起，烟火冲天。兵变导致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阴谋得逞，随后，北洋军的镇改为师，标改称团。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驻扎南苑。

　　1914年4月，兵变有功的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率第3师进驻岳阳，扼守湖南咽喉，监视南方革命力量。行前，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师部副官长在官衔上虽高于团长，然而却无一兵一卒，吴佩孚极为苦恼。但是，不久，吴佩孚就显露出他的才华，受到了曹锟的重用，并逐渐成为曹锟的心腹。

事情的转机在于吴佩孚的一次演讲。

　　1915年，长沙举行了一次民众团体大会，湘督汤芗铭第一个训话。吴佩孚则代表未出席的曹锟演讲。凭着秀才的学识和卜卦算命的口才，吴佩孚出口成章，对湖南历史文化大加赞扬，对汤芗铭的"功绩"也极力颂扬。汤芗铭极为受用。

　　在一次与曹锟闲谈时，汤芗铭称赞吴佩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甚至要求调吴佩孚到督军衙门中来为他所用。曹锟一听，心想与其楚材晋用，不如楚弓楚得，于是对汤芗铭说，自己本来就要重用吴佩孚，婉言拒绝了汤芗铭的要求。不久，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吴佩孚受宠若惊，向曹锟发誓："今后佩孚决尽心竭力，誓死追随，以报知遇之恩。"1916年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督师进川镇压云南护国军。为了笼络部下，袁世凯大封将军，乱授爵位。吴佩孚被破格赏为三等男爵，授予陆军中将之衔。而按洪宪封爵条例，师长一级只能受"轻车都尉"，尚在男爵之下。

　　然而，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结果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面对此种形势，前线的曹锟忧心忡忡，坐卧不安。因为他在北洋系统中既无地盘，又无防区，袁世凯一倒，前景凄凉。

　　于是几次与吴佩孚商谈。吴佩孚则献计道："表面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暗中联络各地反袁将领。"曹锟听后大喜，于是，采取了圆滑的两面政策。从3月起，曹锟表面上对袁世凯继续敷衍，暗地里却联络与疏通诸路反袁军。结果，在这成败荣辱的时刻，由于吴佩孚的献策及时得当，袁世凯倒台后，曹锟立于不败之地，从此他更加信任吴佩孚了，吴成为曹锟的心腹。

　　袁世凯暴卒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分别以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为首，在这群雄鼎立的局势中，吴佩孚再次向曹锟献计，认为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傀儡；而国务总理段祺瑞手握大权，不可不防；副总统冯国璋控制长江中下游，是段祺瑞的惟一竞争对手，应当加以联络。而最重要的是自己手中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这样在混乱的局势中才有发言权。吴佩孚提出了"扩充基本武力"的主张。于是，曹锟的第三师开始大肆招兵买马。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曹锟吩嘱吴佩孚拟稿电贺，吴佩孚将稿拟好后，正好有至友请吃饭，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将稿丢掉了。曹锟派人将吴佩孚叫去，要他把电稿读给他听，以便发出。这时吴佩孚还没全醒，就含糊地回答曹锟说："张勋就要败了，还打什么贺电！"不久，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曹锟起而响应，被任命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先锋，率全旅进驻卢沟桥、宛平。6月，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辫子军"发起进攻。张勋部队毫无招架之功，纷纷溃退。12日，各路"讨逆军"围攻北京。吴佩孚一马当先，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驻守天坛的三千"辫子军"一触即溃，大部投降。张勋被段祺瑞击败，曹锟从此对吴佩孚更加言听计从。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总统，而政府大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阴谋武力统一，决定对南方用兵，却遭到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督即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江苏李纯的反对，被迫辞职。属于直系的曹锟与皖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段祺瑞的诱惑下，接受了徐树铮的指使，发出了主战的声明，并且当众表示："我愿意战至最后一人！"吴佩孚在保定得知后大惊失色，急忙赶到天津，向曹锟陈述利害，指出皖系利用异己的阴谋。曹锟如梦方醒，忙询问补救措施。吴佩孚提出了"先战后和"的主张，即先与南方一战以挫其锐气，然后与其议和，给段祺瑞当头一棒。曹锟闻言大喜，马上委托吴佩孚代理师长，率第3师沿京汉路南下，驻扎汉口，待命进攻湖南。

　　北洋军计划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由总司令曹锟实为吴佩孚指挥，第二路由张怀芝、张敬光率领第五师、第七师从江西进攻。第二路推进缓慢，第一路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的军队却连连告捷。1918年3月17日，吴佩孚围攻岳阳，湘军自动放弃，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即进驻了岳阳。当晚，由于南方联军尚没退尽，刚入岳阳的吴佩孚以为中了埋伏，惊惶失措地命令部队撤退下令炮轰岳阳城。18日晨，吴佩孚指挥队伍再次"占领"岳阳；26日，南方湘、粤、桂三省联帅谭浩明不战而退，溜出长沙，吴佩孚吉星高照，未遇任何抵抗，顺利进入了长沙。

　　入湘一战，吴佩孚声誉鹊起。在曹锟眼里，吴佩孚不仅是个熟读《四书》、计谋多端的秀才，更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战将。从此，曹锟完全把兵权交付吴佩孚，逢人就夸耀道："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四、由敌变友联奉张国民军地区的扩大，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1924年9月，爆发了江浙战争。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张作霖立即向曹锟、吴佩孚发起挑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奉军新编6个军，向热河、山海关等地铺天盖地而来，大有一口吞掉直军的架势。

　　曹锟收到奉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一日连发数份"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时限刻"的电报，速召吴佩孚来京主持军务。同时，他又派出一批专使到洛阳，督促吴佩孚立刻启程北上。

　　曹锟为了迎接吴佩孚，又特地将原来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一辆，拖到洛阳，作为吴佩孚的北上专车。9月17日，吴佩孚由洛阳抵达北京，曹锟立即委任他为"讨逆军"总司令。由于曹锟对战争毫无准备，作战前又匆匆改组了内阁，所以就授全权于吴佩孚，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

　　第二天，吴佩孚把自己公署机构的全班人马搬到国务院衙门办公，改称"讨逆军总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犹如军事内阁，分别处理有关军事行政事务，实际上已是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吴佩孚俨然已成了"全国兵马大元帅"，权势达到顶点。

　　18日晚，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被召集参加的都是军政方面的负责人。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会议开始时，吴佩孚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上身穿着紫绸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坎肩的扣子不扣，嘴上叼着一根香烟，从内室迈着八字步踱将出来，直往首席坐定。他拿起曹"大总统"的"讨逆令"照本宣读。说来也怪，念到一半，四照堂电灯突然全部熄灭，半晌后才复亮。

　　在场的一些武将纷纷耳语："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吴佩孚念完讨逆令，按照在洛阳所部署的讨奉计划，逐一点将和分配任务。他自任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前方兵分东、中、西三路。后方援军兵分十路，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统率各路援军。同时还发布了海、空运输等方面的任职令。军略布置可谓倾尽北方兵力，全力以赴，声势浩大。

　　吴佩孚对于韬略极有自信，历来军事布置都出自一人之手。但是，这次作战计划事先匆匆制成，缺乏全面周密的考虑，因此有些军兵种，如海军、空军都没有落实到什么任务，等到这些方面人员逐个向吴佩孚请命的时候，他才时时一个一个增添任务，写到作战命令中。他看到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于是不耐烦地站起来说："这样尽管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于是大家一哄而散。

　　这出有名的"四照堂点将"引起不少出席者暗暗哀叹，认为"将骄兵惰，败兆已见"。

　　第二天，吴佩孚对蜂拥而来的各国记者夸下海口"逐彼张氏出东三省，而放其子学良于海外"，而扫灭奉军，"有二月之光阴已足"。他在部队开赴前线前，又像和尚念经似的向将领们诵了一段："今兹为促成统一之战，诸君其各努力，他日者，奉事既定，而统一之局成，吾将可以释甲归田，长为共和国之良民矣，岂不美哉。"经过一番策划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了。

　　这次战争奉军先发制人。由于奉军对直军各师战斗力的强弱以及部队防守的驻地都已侦知；又已取得对曹锟、吴佩孚的行径一直不满的直系大将冯玉祥的默契，所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

　　战争一开始，奉军就首先向兵力最弱的防守热河的中路军进攻，连克数地。但是由于直军顽强抵抗，再加上江浙战争结束，援军源源而至，直奉两军很快在山海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双方都在伺机进行决战。

　　西路冯玉祥所率的第三军，开战以来一直没有战事。吴佩孚对冯玉祥是不信任的。四照堂点将时，他有意识地委派冯玉祥担任西路司令。因为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贫瘠，不但行军困难，而给养也无法筹措。吴佩孚是想用参战之名，把冯玉祥部队调离北京，使他的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外。

　　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叵测居心，心明如镜，也早有打算。因此，冯玉祥在部队出发后，采取延宕的办法，每日行军路程仅二三十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待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又以筹措给养为名而停止不前。

　　10月中旬，正值直军中路败退，东路混战紧迫之际，冯玉祥接到前方战事吃紧的情报，认为倒戈反直，回师北京的时候已到。10月21日，冯玉祥命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偃旗息鼓，以一昼夜行军200里左右的最快速度，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不但结束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政府，而且对于在前方与奉军?战的直军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在前线的吴佩孚得到冯玉祥倒戈反直、回师北京的消息后，惊怒交加，拒绝部下先克奉，再解决北京问题的意见，率领万余人部队，仓促回转天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冯玉祥料到吴佩孚不肯就此罢休，军事上也有准备，趁吴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

　　由于吴佩孚的部队刚从直奉前线抽调下来，早已疲劳不堪，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冲击和包抄下，更是不堪一击，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山海关方面的奉军乘直军内乱，急遽南下。而山海关的直军主力，由于内乱外攻，军心已经动摇，在奉军切断后路，全面包围下，除少数重要将领逃到天津外，其余全部被俘。在天津的吴佩孚也在奉军、国民军夹攻下走投无路，只好率领溃败的败部2000余人，坐船逃往南方。

　　吴佩孚乘船南逃，漂浮海上，处境狼狈。船到青岛，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预备从上海入长江，过武汉再返洛阳。在途中，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定的组织"军政府"的计划，但四处碰壁。他一气之下，径自回到洛阳，调动老部下，以图重整旗鼓。

　　吴佩孚喘息未几，肘腋之患又起。从前巴结吴佩孚的陕西督理刘镇华，乘国民军进入河南连连告捷之机，唆使其部下，东出潼关，进军洛阳，谋取地盘。守备洛阳的官兵，都是刚招募的新兵，未战先溃。吴佩孚在无兵可防的情况下，只得匆匆乘车出逃，准备到萧耀南处避难。

　　不料，逃难的火车还在河南省内行进时，就先后收到萧耀南和湖北省议会几次发来的急电，婉拒他进入湖北，这样逼得吴佩孚只能带领一班人马停留在鸡公山避难。

　　鸡公山的鸟语泉语声使人有脱俗之想，但给他带来的却是孤独凄苦之感，吴佩孚禁不住哀叹："人海茫茫，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然而，这时，在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出了一道接一道的"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国民军又攻至鸡公山附近，吴佩孚要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不行的了，只得再次出逃避难。最后逃往自认为"发祥之地"的岳阳，托庇于赵恒惕。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与奉张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中失败，宣布辞职出洋游历。

　　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进入关内抢夺地盘。

　　奉系妄图将其势力伸向全国的野心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冯玉祥和孙传芳。

　　冯玉祥、孙传芳二人在"抗奉自保"的一致目标下，很快不谋而合，两人结为"金兰之好"，相约南北两路同时出兵夹攻奉军。另外，他们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吴佩孚尚有一定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如能拉吴佩孚出来，既易于号召，又便以发动。因此，各派代表穿梭来往于岳阳、张家口、杭州之间，相商共同出兵讨奉之事。

　　冯玉祥、孙传芳的联合抗奉，为吴佩孚的"出山"提供了机会。吴佩孚岂能放过这重振军威的时机，他立即见风使舵，一变过去"讨冯"为"讨奉"，采取"联孙和冯"的策略，暂时迎合冯、孙主张，趁机借势而起。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反对奉军压迫上海工人运动为名，通电讨伐奉系，兵分5路向奉军猛攻，浙奉战争爆发。

　　吴佩孚趁势宣布出山，在汉口挂出了"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招牌。而此时在吴佩孚心中，第一个敌人实际上还是冯玉祥，只是现在大势所趋，暂时收起"讨冯"的招牌，挂上一块可"讨冯"、可"讨奉"的模棱两可的"讨贼"招牌。

　　浙奉战争一开始，奉军就败退出南京。这时由于奉系军阀在各地的暴行和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一个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取得联系，在滦州倒戈，转过头向张作霖发起进攻。

　　最初，郭松龄的军队攻势甚盛，沈阳也危在旦夕。后来，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援助下，改变了其"下野亦可"的颓势，致使郭松龄兵败身亡。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军事上严重地削弱了张作霖的实力，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直隶全境，与国民军占领的河南地区连成一片。

　　国民军地区的扩大，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张作霖就派遣密使到鸡公山，对吴佩孚说：直奉战争的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张、吴能联合起来，那就"天下无敌"。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死里逃生，对冯玉祥恨之入骨，特别害怕国民军在北京的发展，想与吴佩孚联合，以共同进攻国民军。

　　经过在前线的张宗昌与靳云鹏的往返传话，张作霖与吴佩孚日渐接近。1925年12月，张、吴代表会晤于大连，"大体取得了谅解"。次年，又商定了联合的条件。就这样，过去两个敌对的军阀，今日为了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联合起来了。

　　1926年1月21日，吴佩孚正式通电宣布"讨冯"，并命令冠英杰率军进入河南。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借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名，向关内进犯。这时，吴佩孚的"讨贼联军"总司令不变，只是"贼"的含意已明显由"奉"变为"冯"了。在奉直的联合夹攻下，国民军第二军几乎全部崩溃，岳维峻逃入山西。

　　河南的岳维峻被赶走，湖北的萧耀南又患心脏病去世，此时的吴佩孚又是踌躇满志?野心勃勃了。他洋洋得意地对部下大变其"循环理"，意思是说，事情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他吴佩孚从今又会由失败走上中兴。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今日的再起就是明日的再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被逐下台，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吴佩孚抓住机会，急忙着手进行所谓恢复"法统"和组织政府的工作。吴佩孚深知自己在北京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张作霖，只有从政治上加速进攻，耍些花样，用护宪来恢复颜惠庆内阁与国会，争得北京政权，控制大局。

　　岂知"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已懂得"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吴佩孚提出起用原曹锟手下的总理颜惠庆出来摄政，遭到张作霖的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借贿选大做文章，要求恢复约法，重建国会，甚至提出了重新组阁的人选。为此，双方争执不下。

　　尽管吴佩孚、张作霖双方存在着若干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当时的形势是：南方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之中；北方的国民军虽败退，实力并没有消灭，冯玉祥虽暂时宣布下野，但仍扩充军队，接受苏联援助，并兵分3路与直、奉军队对峙，时时威胁北京政府。

　　对此，吴、张二人从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利益考虑，决定维持目前的"联合"，并迅速采取共同行动，消灭共同敌人。在双方取得"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一致认识后，吴、张终于在组阁问题上达成妥协。事后，吴佩孚曾向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发表过自我解嘲的谈话，说："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5月28日，吴佩孚乘坐的列车，在两架飞机的护送下，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两巨头会议"。张作霖与吴佩孚互换兰帖，结为兄弟，随即商定一致行动的计划：在联合攻下南口后，吴佩孚向前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张作霖向北进攻北京的国民军，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当晚，吴佩孚就乘车回长辛店，张作霖也回天津。在告别时，张作霖祝吴佩孚"马到成功"，吴佩孚则谦虚道"仗老弟洪福"。这时，这两个军阀异想天开地以为，将来的中国定是他们的天下，而不知乃是各自末日之来临。

1926年（民国16年）2月23日 国共两党发动民众讨伐吴佩孚

　　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

　　吴佩孚自从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即入鸡公山，其不满意吴，已达极点。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可是没有车辆调配，只好徒步南下，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各站都有驻兵，派别复杂，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名义上归吴指挥的，超过10余万，兵心厌战，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

　　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那是湘军援鄂之役，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坐待王占元的失败，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太不够意思。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亲眼看到这一幕，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

　　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军剑到履及，不东推西拖，与吴军合作，则对革命军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孙军按兵不动，直接搞垮了吴佩孚，间接也搞垮了自己，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

　　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自夸对战局有把握，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怎知时间一久，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

　　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背腹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至郑州。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

　　1月初，奉军入豫，进驻彰德，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宣告奉军入豫意旨　　奉军出动入豫后，即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万人，前锋由荣臻率领，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

　　奉军集中黄河北岸，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

　　吴佩孚坐困郑州，南北两面受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魏益三原是奉军，因随郭松龄倒戈，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

　　靳云鹗在鸡公山，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他是反奉的，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在利害上，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对吴说：“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果向武汉打去，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吴大不以为然，他说：“竞存（陈炯明）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竞存怎可以打中山？”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别人可以打奉，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可别肩着我的招牌！靳也了解吴的个性，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苦着脸说：“局势糟到这个地步，你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对吴是“背”而不“叛”！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所以热烈拥靳，领衔发表通电。

　　16年2月17日张学良有致靳云鹗一电，电云：

　　“信阳州探投靳荐青姻长赐鉴，奉诵马电，迪承训诲，无任感惭。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特此布复，伏维垂察。张学良叩。”

　　奉张既然撕破了脸要进兵河南，并且由于靳云鹗组织保豫军而专攻奉。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闭了眼睛让靳云鹗抗奉。这一来，河南方面便爆发了北方军阀自己的内战了。

　　16年3月5日晚，张学良奉命由京南下，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前进。小张7日抵卫辉，下总动员令，并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会议，决定照预定计划分三路渡河，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各军一星期内渡黄河，逼郑州。

　　奉军三路出动后，中西两路因缺乏民船，且黄河铁桥又断，南岸布防严密，过河百感不易，遂改变方略，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攻中平。

　　3月11日北京顺承王府会议决定，河南前线由张学良、韩麟春负责指挥急进，并调吉、黑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天于珍率军渡过黄河，绕赴朱仙镇，自中平侧攻，下总攻击令，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退守白沙，奉军直进至距郑州15里之古城。北岸奉军因接东路捷报，亦乘胜渡河，邹作华部炮兵在河岸掩护，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旅遂于14日冲锋至南岸占领芒山，15日抵荣泽县城。西路赵恩臻部亦于15日由温县渡黄河抵汜水，与中路策应。三路奉军同时进发，郑州遂陷于包围之中。

　　奉军一向用兵多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每当奉军进驻一新的地区，当地人民即视虎狼载途。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有这样两句话：“妈那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那巴子。而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也。过去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孙传芳一声号令驱逐奉军，奉军即无法立足，多由于此种印象深入民心。所以这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当奉军抵黄河北岸时，因缺乏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必须雇用民船人夫，奉军雇用时特别优给费用，沿途并严禁需索及占住民房。这一来河南人民均乐意为奉军服务，使老百姓观感一新。这主要由于北伐的革命军所表现的一切，是秋毫无犯，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革命军一较短长，就不得不顺从民意。

　　16年3月13日，奉张给吴一封类似绝交的电报，语气极不客气，前半段呼吴为“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可是全文读来，兄弟之情已告决绝。

　　郑州既已三面受围，奉军以飞机和重炮掩护，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真是进退维谷，如果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的俘掳。山西阎锡山给吴电报，迎吴入晋，并请吴在可用之兵中抽调5万人到山西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并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佩孚把自己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

　　3月15日吴佩孚挥泪离开郑州，临行时他下令自兼豫西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坚守中平至黑石关一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认为奉军要我让出京汉路，现在已经让出了，我现在退到豫西，奉军再没有理由逼我了吧。

　　靳云鹗的保豫军和张学良、韩麟春的奉军打了一场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原来吴佩孚自受奉军进攻，从郑州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却偏偏追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又投降了奉军，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请吴不要挡路给冯玉祥乘机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做“阶下囚的老伯”，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

　　年轻的奉军将领可没有张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功夫来，不再请吴让防而向吴夺防了。吴的屡败之兵，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到巩县时，吴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向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1932年10月他离开成都,并没有选择深山寺院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持生计。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六）阎锡山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1883-1960)，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夤缘时会出任都督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堵塞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三分法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 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 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破坏国共合作，北伐受挫，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人”事变的条件。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 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 9日电蒋表示：“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 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人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 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 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 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负隅挣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挣扎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关于阎锡山之家属近支简介

阎锡山之祖父名青云生二号：长子名书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娶曲氏生子一阎锡山，阎锡山六岁时生母亡，由其外祖母抚养。继室陈秀卿，无出，逃台湾后病逝。次子名书典字慎五（乳名昌宏），娶妻先后三氏，生有四子：锡墉（按两支兄弟大排行，为阎锡山之二弟，妻曾宝萃，生二子。夫妻均逝）锡圻（字印封，逝于台湾。为阎锡山之三弟。妻续淑仙居美国，去年曾回国探亲，生有三女一子，子名志洪，获美图书馆学博士，数次回国讲学，均居美国。）锡闾（为阎锡山之四弟，逝于美国，妻徐耐梅居美，生一女）锡 （字子武，为阎锡山之五弟，病逝于美国。妻张毓芬生二子：长名志政，现任纽约晋美电气公司总理，曾回国旅游一次。次子现在美上大学。）

阎书典（阎锡山之叔父乳名昌宏）生女五：长名慧梅少亡。次名慧贞（称二姑娘，适定襄县胡氏，生子一，在国内工作）三名慧静、四名慧芳（称三姑娘、四姑娘。慧静适定襄县薄以众氏，慧静逝世后，慧芳续配，生二女：一在美、一在天津。生一子神经不正常。）五名慧卿（乳名五鲜，即五姑娘，五妹子。初适河边村曲佩环，离婚后与梁延武结婚。）以上阎书典之子女们均较阎锡山年岁小，故均叫阎锡山为大哥云。

阎锡山之原配夫人徐竹青，五台县大逢村人。无出。逃台湾后，后于阎锡山逝世，终年88岁。如夫人徐兰森，大同人，1946年病逝太原，终年48岁。生有五子：长名志恭少亡。次名志宽字子尚，年24岁病逝成都。妻赵秀金南郊赵家堡人，病逝美国。生子女各一：子名树楹十余岁夭亡。女名树榕，现任纽约柯达公司科长级职员。三名志信少亡。四名志敏字功甫，现年62岁，妻裴彬，太原市人，生一子名大有，现年30余岁，获美国法学博士。母子二人曾回国旅游。五名志惠字怀之，现年61岁。娶美国女子为妻。有一女名莉莉。


阎锡山与五妹子

在民间传说和近年来反映山西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中，只要涉及到阎锡山，无不大写特写“五妹子”或“五姑娘”阎慧卿，把她说成了参与军政大事，幕后操纵山西政局，阎锡山言听计从的铁腕人物。其实，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五妹子”毫无共同之处，不过是人们凭想象虚构而已。现将我们根据有关史料上查出的史实辑录于后。

阎慧卿，乳名五鲜，即为阎锡山料理生活的“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叫她“五鲜子”）。生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系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第三个妻子曲氏所生。在阎书典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五。阎锡山担任都督后，在其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技时，她才在12岁时念了三、五年小学，后在太原人教会加辣女子学校学习，所以，她基本上是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河边村曲佩环（字仲玉，乳名隆光），日本留学生，曾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病逝后，“五妹子”又嫁给崞县（今定襄县）北社村的梁延式。梁系清华毕业后留学日本。

“五妹子”精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高兴时，便讲些笑料事，为阎开心，阎愁闷时，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解闷。她对阎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到，衣服、被褥该洗该换，该多穿少穿，穿什么戴什么都安排得合乎阎意，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精力很好，他常常边吃边想，思维活跃．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病疼。为此，医护人员十分发愁。后来，专门派人监食，既不让多吃，又不让少吃。开始派一般侍从，常遭阎的谩骂。后由夫人监食仍不行，所以又换成阎慧卿负责监食。五妹子接受过去的教训，采用限食的办法。每到吃饭时，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只是检点阎锡山吃，吃不了，就劝他多吃，吃多了，又劝他少吃一些。有时看他不想吃，就拿筷子尝尝，并讲些笑话，有时见他吃多了，劝不住，便将饭夺过来，命令副官把饭菜端走。为了调节饮食，除经常亲自过问主副食外，还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饭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窝窝等等。由她监县以后，阎锡山饭量比较均匀了，也很少胃疼了。大家都高兴。尤其是侍从医生更减轻了思想负担。于是，监食就由阎慧卿长期担任。每餐必监，监必认真，直到阎锡山飞往南京，太原解放前夕。除照看阎锡山吃饭外，每到阎锡山睡觉后．她还为阎锡山掖被、捶背，直到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卫长退出卧室。所以，阎觉得“五妹子”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谁都合适。抗战胜利后，姨太太徐兰森因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后，她仍然担负着照看阎锡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五妹子”阎慧卿，从抗战开始，曾先后担任过“战时儿室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技”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和同志会妇工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工作，她一般不参与活动，必须参加时，均由秘书先拟出讲稿，她在会上宣读，实际上只是一些挂名职务。而且，她很少与人往来，绝非政治上参与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跃人物。不过，由于她在阎家的特珠地位，为他人讲些情面之类的事也是有的，如假阎之口，安排她的私人关系去“同记公司”工作。又如解放前夕，梁化之要杀害共产党员赵宗复（赵戴文之子）时，她连忙劝说：“老汉（指阎锡山）在（太原）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借口代总统李宗仁电请他到南京商议和平谈判之事，离开太原。临行前，部下分析，阎这次离开太原，一定不会再回来，必然要带“五妹子”出走。想不到临走时，阎却对“五妹子”说，“我去不了几天，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十来天就回来，你就不要去了。”“五妹子”信以为真，便留在太原。其实，阎锡山却是留下她来稳定军心的。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产党入城，梁化之与“五妹子”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面具有防空设备的居室里服毒后，卫士柏广元遵梁化之之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保，化作灰烬。

（七）张宗昌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赴东北谋生，一度沦为胡匪，后流落到海参崴。辛亥武昌起义后，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随至上海，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1912年任江苏省第三师骑兵第三团团长、第五旅旅长。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1923年任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1927年6月，任第二方面军团长。1928年8月，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督鲁3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曾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杀害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朱锡庚、史得金、宋伯行等。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有“狗肉将军”绰号。）又称“混世魔王”，足见其人劣迹斑斑，罪恶满盈。

张宗昌出生于一个穷苦家庭。其母亲祝氏，年轻也算是女流中的一个人物。她生得体躯高大，健壮结实，诨号“大脚”，是当地有名的“女光棍”，曾只身闯关东，跑遍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后来回到家乡，自称“黄二仙姑”附体，干起巫婆行当，自此人称祝巫婆。张宗昌出生以后，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代，张宗昌即在母亲祝巫婆的默许下，跟着土匪头子混饭吃。到十六岁那年，帝俄侵略东北，正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得母亲大力支持，和一班老乡闯关东去修路，增长了不少见识。后来铁路不修了，张宗昌又回到家乡一带，继续当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张宗昌已三十岁，趁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队伍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的团长。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代理总统，张宗昌则任侍卫武官长。1918年，张宗昌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随张怀芝赴湘参加对南方军队的作战，结果大败而逃，改任暂编第一师师长。1921年，张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与江西督军陈光远交战，结果，在吉安地区被陈光远打败，所部也被陈光远解散，张宗昌在江苏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只身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吴佩孚等将领容不得这位土匪出身的师长，一怒之下，张宗昌和曹锟手下一名失意军官许琨，远赴奉天投靠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由直系转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久，俄国内战，白俄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无奈，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弥补不足。这事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张宗昌又想法拢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夺加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惶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张宗昌独掌山东军政大权后，利用山东的富庶，大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很快达十万余人马。同时，他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如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张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也不容易。他到山东不久，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兵临直隶，紧逼李景林；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也趁机进攻山东，兵锋直指山东南大门徐州。张宗昌准备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谁知他在济南尚未动身，徐州镇守使孙钵传已弃城逃路，济南危急。张宗昌率部奋力反击，死伤惨重，总算把济南保住，把国民二军赶出山东。

不过，1925年，奉军几次入关，取得很多利益。继李景林、张宗昌先后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之后，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扩张至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后又派刘翼飞、赵鸣臬两旅开赴上海。9月，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时，孙传芳联合陈调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战争爆发，奉军毫无准备，大败而逃，东南半壁全数丢失。张作霖不甘心失败，召集张宗昌及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等将领开会，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领兵南下收复江苏、安徽。12月，张宗昌、施从滨等在北京领到大批饷银和给养。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部向南急进。结果，施从滨部在蚌埠遭惨败，张宗昌的白俄军也受到重创，施从滨本人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斩决，张宗昌率部逃回山东。不久，李景林被冯玉祥国民军打败，由天津退往山东，与张宗昌联合组织直鲁联军，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

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孙传芳决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北伐军。11月，孙传芳派杨文恺先后去见张宗昌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随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齐集天津，由张宗昌、孙传芳联合提议，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任命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同时，决定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

1927年初，张宗昌调集十余万军队南下援助孙传芳，进驻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鲁联军大举屠杀工人、学生，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是，随着北伐军向华东的进逼，北洋军将领陈仪、周凤岐、陈调元、王善等先后归附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了浙江及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遂将宁沪防务移交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扬州。张宗昌的王翰鸣第十一军在寿州遭到惨败，张宗昌亲征合肥，围了三个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南京、上海，后又渡江北进，直鲁联军节节败退，5月，北伐军攻下了蚌埠、徐州，张宗昌率残部退回济南。

对张宗昌的败退，张作霖十分恼怒，要追查责任。就在这时，张宗昌得到一个情报，说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毕庶澄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暗中有联系，于是，决定杀毕庶澄。由于毕庶澄手握军权，张宗昌不便明杀，更不愿自己下手，便指使时任直隶军务督办的部将褚玉璞，于4月4日在济南将毕庶澄诱捕杀害。张宗昌既借刀杀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战败的罪责，把失利原因推到毕庶澄通敌之上。

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支军阀势力在北伐军的打击之下，已被消灭瓦解，剩下奉系军阀还想负隅顽抗。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象孙传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登陆，结果遭到失败，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出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张学良担心张宗昌充当汗奸，电邀他立即返回中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张宗昌回国后，则想返回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然而，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国民党冀豫鲁“剿匪”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哪里能让张宗昌卷土重回？8月，张学良召集华北驻军诸将领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经石友三的介绍，张宗昌认识了韩复榘。其后，又经石友三的撮合，张宗昌、韩复榘、于学忠、张学良结成盟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年长几岁，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间向老弟说了这么一段话：“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不动声色，只赔笑敷衍，然而，内心已动了杀机，他知道张宗昌会对自己在山东的统治构成威胁。

两天后，韩复榘由济南返回北平。又过了几天，张宗昌便收到韩复榘派出人送来的许多礼物和一封亲笔信，邀请张宗昌速到济南，“共谋大事”。张宗昌看信后，觉得机会来临，决定南下山东。然而，张宗昌的旧部金寿昌、徐晓楼、他的母亲祝巫婆、下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还有张学良等，全都反对张宗昌回山东，认为韩复榘不怀好意。但张宗昌东山再起之心急切，并不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携带原参谋长金寿昌到达济南。

张宗昌到济南后，受到韩复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来作陪。但是，几天下来，也没听韩复榘提到“共谋大事”，张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说，张学良得知张宗昌南下山东，十分着急。9月2日，张学良借张宗昌姨太太之名给张宗昌发一电报，假称祝巫婆病危，让他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张宗昌接到电报，万分焦急，即向韩复榘说明及辞行。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

下午5点钟，韩复榘通知了山东省军政要员在济南火车站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与韩复榘等握别，返身登车时，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原来，韩复榘邀张宗昌到济南时，即已计划由省议员郑继成在张宗昌离开时将其枪杀，郑继成为报仇（叔父，过继为子），也乐于担当此任。

9月4日后，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张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传遍全国，郑继成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经冯玉祥等奔走帮助，一个月后，郑继成被国民政府特赦。郑继成无罪释放，


军阀张宗昌妻妾知多少

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 ，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本文仅谈第三个。

　　原配贾氏
　　张宗昌长大后，家里人给他订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贾氏。贾家系贫民出身，与张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不过张、贾二人之间却没有什么感情，亦无一子一女。1916年，张宗昌在南京遇刺时，张本人虽安然无恙，但贾氏却在这事件中遇害。

　　大太太袁氏
　　张宗昌正式意义上的大太太是袁书娥，而非贾氏。袁氏是沈阳人，张宗昌闯关东后，在22岁左右与袁氏成婚。
　　袁氏身材相貌出众，身高一米七左右。细高而漂亮。张、袁二人感情极好，张每逢回到家里，首先要与袁热烈拥抱，家里人对这种在今天看来都颇为摩登的行为习以为常，称之为“见面抱三抱”。
　　袁氏一共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在三四岁时夭折；次子即后来的长子，叫张济乐，又称伯伟，号孟揖，约生于1914年；老三叫宁乐，号康侯，约生于1917年。三个女儿中，长女春娇，后服毒自杀；次女春亭，她是宁乐的妹妹；老三是春梅，她后来觉得“春梅”这个名字像丫头的名字，于是改为张纯，这已经是小学毕业以后的事了。
　　张宗昌在1932年被刺后，鼓舞氏带着自己亲生的二男二女回到沈阳，住在老桂林街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以典当为生，到1944年因病去世。
　　袁氏晚年心情压抑、苦闷，她一天只嘱一顿饭，整天跑到小楼阳台之上，仰头泣呼：“宗昌啊！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啊！你看看今天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纳妻妹为妾 袁氏是张宗昌一生当中最种爱的女人之一，张的性情在这一时期也最为稳定。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改变了张的一生，使他由一个忠于家庭、妻子的丈夫变成了风流成性、四处为家的漂泊者。
原来，袁书娥有一个妹妹，叫中娥，她小姐姐3岁，人称“二姑娘”，梳着一条长约过膝的大辫子，长相逊色一些。
　　当中娥出落成为一个大姑娘后，时常到姐姐家里走动。一来二去，中娥就看上了英武魁伟、身高一米八五的张宗昌。中娥乃一不安分的女子，竭力交好于张。张宗昌经受不住中娥的诱惑，二人遂发生了苟且之事。东窗事发之后，姐妹俩反目成仇，书娥不许中娥来家，而中娥则发誓非张不嫁，且7天不食，仅用水瓢盛水喝。
　　即使是在三妻四妾为寻常事的封建时代，姐妹二人同嫁一夫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后中娥生有一女。张宗昌将其收为二房。书娥脾气暴躁，从此家中吵闹不断，几成一锅粥。张宗昌在家呆不下去了，经常借故外出，多日不归。
　　在此前后，袁书娥身边也多了一个送情之人。这人姓贾，虽相貌英俊，却是瘸子，人称“贾瘸子”。贾瘸子利用张家内讧，出于掠财的目的，在献殷勤。袁书娥并看不上贾瘸子，但她非常愤恨张宗昌与中娥之事，于是和贾瘸子通奸。张不在家时，还公然同居，出双入对，无有顾忌。后二人生有一女，也就是三女春梅。
　　张宗昌获闻此事后，即留心捉奸。一次，他突然折返回家，吓得贾瘸子匆忙越墙落荒而逃。张在其背后放了一枪，未击中。张宗昌乃著名的神枪手，以他的枪法，又有所准备，一枪出去，当可放倒贾瘸子，之所以未打中，可能与张有意吓阻、无意伤人有关。张宗昌的目的达到了，从此贾瘸子再也没有进过张家门。
　　书娥对贾瘸子原本就出于一时气愤而与之交欢，并未从内心里喜欢他，所以张宗昌吓跑贾瘸子后，书娥也就此作罢。张虽然对此事未再追究袁的问题，但其后来的风流事，与家中变故关系至密。

三姨太到七姨太
　　大约是在1920年前后，张宗昌先后娶了5位女子做姨太太，那就是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七姨太。她们当中多为一些妓女，嫁给张是为了跳出火海；而张宗昌收之入室，也并非感情作用，而是要显示其富家翁的派头，故纳妾之后并未对她们表露出什么兴趣，反而打入冷宫。
　　这5房姨太太后均无子女，很短的一个时期后就要求下堂。张宗昌尽管心中不情愿，但还是慨然允准。后来，这5位姨太太多另嫁他人，自谋生路，如四姨太雅仙是一个妓女，为人非常风流。她到张家后，深受张宗昌的宠爱。雅仙掠财很多，手头积蓄颇丰。1928年，雅仙下堂。七姨太人称“老七”，乃一妓女、交际花，生性活泼，长得小巧玲珑，人极聪明，对男人很有一套手段。张宗昌与“老七”经常在一起，所送珠宝、首饰很多。1927年左右，七姨太要求离婚，张忍痛答应之后，她嫁给天津国民饭店的老板，白头偕老。

　　八姨太安淑义
　　八姨太原来是张家的一个侍女，叫安淑义。提起安淑义，大家并不知晓，但一说安重根，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淑义就是安重根的侄女，朝鲜国新义州人。由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发生，日本人要杀安家满门，迫不得已，安重根的弟媳带着六个女儿、一个儿子连夜逃到中国丹东。她们身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结果，安家的第四个女儿——安淑义就被人贩子卖到张家做了侍女。
　　安淑义为人温柔、贤淑，长相端庄、俊美，身高近一米六。在生活中，安氏与相处时特别能忍寡言少语，宽宏大量，任劳任怨，人缘不错。张宗昌纳安氏为妾后的1922年，安氏生有一女，叫张春绥。
　　张宗昌被刺之后，以张学良等人为首的治丧善后委员会指定安氏到北平西北原石老娘胡同居住，带女儿守节。其生活费用，一开始主要靠治丧善后委会员发给的存在银行里的5000元利息，后来由于战乱频繁，存款本金被银行侵吞，安氏生活无着落，无奈之中只好靠女红维持生计，给洋行绣花以供糊口，有时还糊火柴盒、雕雨伞柄等。尽管生活极其艰辛，安氏仍坚持让女儿上学读书。
　　安氏对人十分和善，尤其是对拉洋车之类的贫苦人家非常之好，如帮人做一些朝鲜式的小棉袄、酸泡菜等，以至于其他姨太太竟说她“贱”。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她的性格。石老娘胡同当时住着一位姓赵的女人，极其蛮横霸道，人称“母老虎”。一次，她家用来接雨水的小桶丢失，她怀疑是安氏所为，竟当从殴打安氏；而安氏却低头不予还手。恰逢其女儿春绥放学回家，用脚跺赵氏之小脚方得解围。事后才了解到，小桶是被一吸白面（大烟）者窃走的。
　　1943年3月13日，安氏于贫病交加中弃世而去。

　　九姨太富贵儿
　　富贵儿原来是一个杂耍艺人，平日里浪迹街头巷尾，因擅长耍花轱辘棒，有时也在杂技团里献艺。张宗昌有一次观看曲艺，相中了富贵儿，经人撮合，收为九姨太。
　　富贵儿个头不高，长得小巧玲珑，为人十分善良。张宗昌有一阵子很庞爱她，不过他们并没有生育。
　　张宗昌被刺身之后，治丧善委员会分给富贵儿3000元大洋，定居天津。富贵儿手头有不少的积蓄，因此衣食无忧，平日里也抽抽大烟。后来与一男子同居。这人知道富贵儿有许多首饰，故蓄意压之。富贵儿得知后，便打算与之分手。恰在此时，富贵儿巧遇一个30多岁的男子，此人曾上过大学，为人正派善良，二人遂私下交好。此事被第一个同居的男人发觉后，竟丧心病狂地用硝镪水洒向下在吸大烟的富贵儿。匆忙中富贵儿用枕头一挡，保住了双眼及以下脸部正面，但面部侧面仍有大面积烧伤。那男子在报复富贵儿之后，席卷家私一空逃逸。
　　富贵儿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医院期间，那位大学生始终陪护其身边，还以自己大腿粘的皮肤供移植之用（张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此后二人相依为命，白头偕老。

十姨太祁氏
　　祁氏，河北霸县人，家境贫寒，长大后被卖到北京八大胡同妓院。张宗昌到妓院游乐，恰逢祁氏，祁氏得此良机，极力要求张为之赎身。于是，张便出巨资赎其从良，列为十姨太。
　　祁氏到张家后，于1922年底生下一子，叫张盛乐。张宗昌被刺身亡后，祁氏被治丧善后委员会安排到石老娘胡同，与八姨太安氏一家同住。
　　祁氏聪明过人，很喜欢讲故事，一肚子典故、神话讲不完，孩子们都爱围在她身旁静听讲解。后有的孩子喜欢文学即与之有关。平时生活中，祁氏除了留恋一口大烟之外，生活十分俭朴。她爱清洁，室内整洁、明亮，生气盎然。
　　1941年除夕之夜，日本宪兵闯入她家，将其子张盛乐抓走，盛乐被严型逼疯。祁氏从此忧愤成疾，于1944年病逝。

　　十一姨太出生在东北一农村富农之家，长相奇丑无比。在她27岁的那年，张宗昌因公务路过她家，其你提出将他的老闺女嫁给张宗昌，张一见就跑，坚决回决。张宗昌回到山东督署后，本以为此事已了，不曾想丑姑娘的父亲嫁女心切，赶着大车三送女儿，连遭拒绝后竟将女儿丢下就走，还声称张与其女同过夜。其实是讹诈，是贪图张家钱财。张宗昌无奈中，只好将其纳为十一姨太，但坚决不与之同房，十一姨太一进张家就独守空房。张宗昌遇刺身亡后，十一姨太拿了治丧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回了老家东北。十一姨太十分孤僻，性格刁恶，心胸狭隘，张家的人对她颇为厌恶。

　　十二姨太到十七姨太
　　十二姨太乃一艺人，是张宗昌在一次游玩时遇上的，后收为十二姨太。十二姨太到张家后，耐不住寂寞，不愿意苦守空房，一两个月后就要下堂，后另嫁他人，结果不得而知。

　　十三姨太和十二姨太差不多，在张家呆的时间更短，不足一月就下堂，另谋出路。

　　十四姨太是妓女，北京人，平时的爱好就是买衣服，好打扮。1931年，十四姨太在铁狮子胡同因患肺结核，不治而死。

　　十五姨太和十二姨太、十三姨太一样，在张家呆的时间很短，不久就下堂另嫁他人。

　　十六姨太是一个唱京剧的武生，为人忠厚老实，张宗昌之母对之十分喜爱，让她随侍左右。十六姨太没有孩子，张宗昌死后，拿着治善后委员会分给的3000元大洋，改嫁给一布贩。后夫出身贫苦，二人勤俭持家，得以善终。

　　十七姨太是一个美女，她嫁给终究宗昌后生一女，名叫春霄。张宗昌死后，十七姨太不愿守节，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十八姨太 十八姨太是上海人，大家都称之为“上海太太”。她长相一般，包牙。十八姨太是以带孕之身嫁给张宗昌的，后生有一双胞胎，一男一女，男孩呢东乐，女孩叫春和。张宗昌死后，十八姨太带着子女到上海居住，她从未告知子女其你为张宗昌，也再未与张家其他人来往。 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
　　张宗昌的部下曾向其献二妓，年方十六岁，张将二人纳为十九姨太和二十姨太。

　　十九姨太叫卢辅义，她可能并未真正被卖到妓院，所以还不能肯定是妓女。卢氏身材细高，相貌娇好。到张家后，于1929年生有一子，名叫昭乐。张宗昌死后，卢氏年方19，故未守节，嫁给了胡氏。胡号叔潜，乃进步人士，其长兄胡子昂是新中国政界副主席兼工商联主席。卢氏再婚后生有二子，其中一子丢失，另一子定居于香港。卢氏在生子后又与胡家闹翻，下落不明。

　　二十姨太长得满脸的青春痘，故不为张宗昌所喜欢，二人未同过房，后不知所终。

二十一姨太朱宝霞
朱宝霞是一个著名的评剧演员，为人比较善良，她与张宗昌没有孩子，张被刺杀后继续演戏。新凤霞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的朱宝霞，即是此人。

　　二十二姨太
　　二十二姨太是日本人，个头比较小，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人，1931年张宗昌日本纳之为妾。回到中国旅顺时，二十二姨太因不习惯中国的生活，不足20天就只身回国。

　　二十三姨太李艳红
　　1931年，张宗昌在一次大宴上遇到一位唱梨花大鼓的女艺人李艳红，遂纳之为二十三姨太。李艳红为人比较善良、安分。她识字，梳着一条又黑又粗、长过膝盖的大辫子，以至于人称“大辫子”。李到张家时，年方20岁左右。

张宗昌曾无知地对手下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这种话恐怕也只有老张能说出口了。

　　从上可知张宗昌的妻妾到底有多少。

（八）韩复榘

韩复榘（1891—1938年）字向方，1891年出生在霸州东山台村。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国民党新军阀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韩复榘因家里人口多，较为贫因，1910年韩复榘离家另谋生路，闯关东到辽阳。正值北洋第二十镇在新民府招兵，他毅然吃了军粮，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当兵，当时营长是冯玉祥。韩因有一定文化，不到半年就由正兵提升为营部司书生，并与冯建立了较好的感情。他参加了冯组织的反清组织“武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之一。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一军。1925年1月，韩复榘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韩复榘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并由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7年5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韩所辖第六路改为第六军，后又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927年7月，第二集团军进军河北，韩率部由洛阳出发，渡过黄河，9月，在禹县打败靳部。10月下旬，奉系张宗昌大举进犯豫东，韩率部在兰考、开封之间向敌发起猛攻，大破敌军。11月，韩任第二集团军中路总指挥，再胜直鲁联军。12月份，他又配合第一集团军会攻徐州，将直鲁联军主力消灭。

1928年4月，奉军12个师攻河南。冯玉祥任韩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6月6日，韩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1928年底，韩受命担任河南省主席，但不久又被冯玉祥免去师长职务，韩与冯的矛盾日益严重，并萌生投靠蒋介石之心。5月22日，韩与石友三联名发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韩的背叛，使西北军事集团由此走上了没落的道路。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韩于9月在济南京任山东省主席，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对山东的统治。韩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况。

抗战爆发后，韩在德州曾抵抗日本的进攻，后济南失守，孤立无援。他为保存实力，率残部撤往鲁西。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韩到开封后立即被捕，并于1月24日在“军法会审”后，以“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为由被枪杀，时年47岁。

韩复榘在山东大学演讲(演绎):

诸位、各位、在齐位：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就是演讲的天气。来宾十分茂盛，敝人也实在感冒。今天来的人不少咧，看样子大体有8/5啦，来到的不说，没来的把手举起来！很好，都来了！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大家应该相互原谅。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你们大家都是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是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今天来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就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立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第三个纲目，学生篮球赛，肯定是总务长贪污了。那学校为什么会那么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的。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韩复榘游济南时所作的诗
游大明湖时
大明湖 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头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游趵突泉时
趵突泉 泉趵突
三个眼子一般粗
咕嘟咕嘟往外出。
游千佛山时
远望佛山黑乎乎
上头尖来低下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底下尖来上头粗
（有误，这明显出自张宗昌的《效坤诗钞》）


九）冯国璋

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甫，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冯国璋于1859年1月7日 (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但到其父时，家道开始中落，他 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冯国璋1881年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2年，因家境艰难，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1884年末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津投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6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1893春，冯国璋入淮军聂士成军作幕僚，得到聂的器重。在甲午战争期间，他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9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同年，袁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也随军入鲁，并奉命改编原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1901年11月，升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用权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之后，又委冯国璋为军统，率部增援。冯在湖北按兵不动，有意拖延。清廷迫不得已，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出山后，冯国璋率军与革命军激战四夜，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

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此时北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派基本形成。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后，段持武力政策，坚持对南方用兵。冯想离京出逃，在蚌埠受阻，只得回京，让段祺瑞重当总理。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冯国璋，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4个，他行四。老大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


跻身“北洋三杰”之列

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第二年，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1890年毕业，被留校任教。

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1893年进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亦因此大长才干。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凯的怀抱。

袁世凯出卖光绪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那拉氏宠信。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1900年秋季，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了基??

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主要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其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讲课。冯国璋利用此机会结识了不少满蒙贵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于是，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

1908年，光绪、那拉氏相继去世，光绪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1911年(辛亥年)8月，清政府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芦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l0日，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

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当冯国璋率军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于是冯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11月1日，冯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棋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

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镇压“二次革命” 出任江苏都督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了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攻克南京后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因为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了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9月10日，冯国璋北上继任直隶都督。然而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于是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

冯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借反帝制积蓄实力

袁世凯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出任民国代总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治上颇为活跃。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棋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了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联袂回京。冯见段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棋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了“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了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进退两难。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

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 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O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lO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段祺瑞虽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同时，段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虽有十五师、十六师，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在北京陷于孤立。

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

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棋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

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 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1岁。

（十）陈炯明

陈炯明(1878年-1933年)，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领，粤系军阀，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帮助孙中山的同时，也与孙中山对立。他在二次革命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于1922年炮轰总统府，企图杀害孙中山未成；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包括蒋介石。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后卒于香港。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反对孙中山不切实际的北伐革命。

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出走广东后，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

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首领，粤系军阀。字竞存。广东海丰人 。生于1878年1月13日 ，1933年9月22日 卒于香港

。1909年当选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同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事败赴香港参加刘思复组织的暗杀团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新加坡等地经商，并组织政治小团体与孙中山相对立。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所部发展为2万多人。8月，奉命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军。10月占领广州，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 。1921年5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任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 。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 陆军总长以外的各项职务。1922年6月16日发动军事叛变 ，炮击广州总统府 ，企图杀害孙中山 。1923年1月陈部被逐出广州 ，后指挥旧部盘踞惠州、潮汕、梅县一带，与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相对抗。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发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其残部。后寓居香港，继续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度任致公党总理。

◆生平

　　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

　　1898年，中秀才；

　　1906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

　　1909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11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

　　1911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裸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1915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

　　1916年，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将军”。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

　　1920年8月，率粤军从广西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6月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破坏北伐；

　　1922年4月，拒绝前住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郎总长三职。此后退居惠州，其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1923年，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赋军击败，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1925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

注：转载。
十大军阀这个说法很扯淡。

求不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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