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1864--1949

喜洋洋

1898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变法 光绪 康有为

年度事件：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

国人皆知戊戌变法，皆知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但对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究竟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反却是一团浆糊说不清楚。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在喋喋不休谈什么“顽固派扼杀了戊戌维新”……

【反对篇】康有为以民智未开为由，反对议会、宪政维新人士在戊戌年所呼吁的最重要的一项革新就是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度，也就是要求实现宪政。“维新”之所以称作“维新”，正在于其要变“专制”为“宪政”。康有为在戊戌年以前和戊戌年以后，都曾大谈君主立宪，于是乎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康氏在戊戌年也是议会、宪政的拥护者。但真相恰恰相反，康有为在戊戌年曾不遗余力地阻止宪政。
●中国民众如童幼婴孩，“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康氏不但自己迟迟不肯奏请设立议会，还到处制造舆论，说目前民智未开，暂不宜开设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阅读的《日本变政考·卷一》中，康氏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
康氏的这种做法引起维新人士的群起责难。当年7月16日，康氏不得不在《国闻报》上刊文自我辩解，文章称：
“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君主如父，臣民如子。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试问：一家之中，数十个婴孩，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这个家还能成其为家么？当然不能！君犹如师长，民犹如徒属弟子。中国之民，皆如蒙学幼童，试问：蒙馆之中，数十个尚未启蒙的童生，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蒙童自主之，自学之，他们能成就什么学问吗？当然不能！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圣上天赐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只需要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之力，以赞圣明，就足矣了（编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康氏领导下，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国情不能搞议院的舆论，譬如麦孟华的《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的《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胡汉民：只要想一想康有为反驳议院的言论是在蒙受皇帝召见之后，便可知他的心思
戊戌前、戊戌后一直在宣扬议会、宪政的康有为，为什么偏偏在戊戌年反对搞议会、宪政？胡汉民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上作演说，抨击康氏政治品行低劣，胡氏说：
“康有为初时要作世界古往今来的大教主。……他要作大教主不成，他去讲政治，……及初作举人，初讲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中进士后，他的上当今皇帝书，竟然有人为他的主张蛊惑，圣恩深重，屡蒙召见，康有为议论却比以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氏）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
胡汉民指责康有为想掌握国家议政大权，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议院束缚，这个判断准不准确？有史实为证——自被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康氏本来心存取帝师翁同龢而代之的期望；在慈禧太后从皇帝手中收回二品以上大员任免权之后，康氏又试图谋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类的变法要职，但均未能如愿。于是乎，8月中旬，原本坚决反对开设议会的康有为，居然转而开始鼓动皇帝设立议院了。康氏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定了一份名为《仿泰西设议院》的奏折，于8月19日上递给了皇帝。奏折中说：
“奴才……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的时候讲求时务，有事的时候集群会议，议妥之后，中央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则由督抚代奏。可行的决议则采用；不可行的决议则否决。”
此时，距离康氏在《国闻报》上大谈中国国民素质太低不能搞议会、宪政仅仅过去一个月。难道说，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国民素质”突飞猛进了吗？
●康有为戊戌年后对“开议会、立宪法”历史真相的篡改
康有为自己也非常明白：自己反对议会、宪政，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在当时会遭到维新同志们的指责，还是被历史所唾弃。所以，在戊戌年之后，康氏为了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然后以《戊戌奏稿》为书名，于1911年6月刊行于世。自此，《戊戌奏稿》长期被视为研究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史料，戊戌维新的史实真相，也自此误入歧途，湮没不彰。
根据清代文书档案原件，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详细比对了康氏戊戌年奏稿的原件和伪件，对其中篡改之处，已有较详细的研究成果。下面仅就康氏在议会、民权、宪政方面的篡改举两例说明：
1、康氏《戊戌奏稿》辑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氏戊戌年年初，为向光绪皇帝阐述自己变法主张而呈递的一个条陈，原名是《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
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戊戌年后的康氏伪折中，这三件事有所变化：“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前后措辞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戊戌年之后，原奏稿深藏宫中，康氏是看不到的。但原折分明没有“定宪法”，康氏不可能对自己如此重要的主张记忆错误。此外，在原折里，制度局的功能被定位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里制度局的功能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尤其明显的是，伪折中还掺入了大段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这是原折里根本就没有提及的。
2、康氏《戊戌奏稿》还辑有《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这本是康氏蒙受光绪召见之后的谢恩折子，原名是《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这份折子也被康氏掺入了主张宪政的内容。原折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提及“立宪法”，伪折却公然宣称：“臣所请者：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
正因为这些伪折，自民国以来，康氏在戊戌年呼吁开国会、行宪政竟然成了历史常识！
【主张篇】尊君权开制度局，架空内阁军机处六部衙门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师徒流亡海外，不断撰文抨击朝中“顽固派”绞杀了戊戌年的改革。诚然，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氏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康氏在戊戌年没有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绝不代表这些人就不支持改革。
真正需要廓清与还原的是：为什么康氏在戊戌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喜洋洋

●中央设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民政局、新政局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因其上书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而被总理衙门王大臣约见。王大臣问：“宜如何变法？”康氏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同日，参与约见的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翁同龢之所以认为康氏“狂甚”，是其“立制度局、新政局”的设想太过异想天开，绝无获得朝廷支持的可能。关于这一设想，康氏在稍后的《上清帝第六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表述。关于制度局的性质，康氏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而且与清廷的南书房制度相同，并不违背祖制；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中央设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民政局、新政局

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因其上书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而被总理衙门王大臣约见。王大臣问：“宜如何变法？”康氏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同日，参与约见的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翁同龢之所以认为康氏“狂甚”，是其“立制度局、新政局”的设想太过异想天开，绝无获得朝廷支持的可能。关于这一设想，康氏在稍后的《上清帝第六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表述。关于制度局的性质，康氏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而且与清廷的南书房制度相同，并不违背祖制；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