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喜洋洋 于 2011-7-12 12:09 编辑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70年度事件:天津教案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民意可用:乘此机会“尽戮在京夷酋”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奕譞被历史教科书长期冠以“顽固派”的标签。那么,不妨听听非“顽固派”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意见——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左宗棠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国藩为民众辩护之辞
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