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党热衷暗杀朝廷改革派

妞妞

1907关键词：改良 辛亥 革命 徐锡麟 恩铭 体制内改革派

年度事件：安徽巡抚被革命党刺杀
凡大转型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时代。晚清也不例外——其具体呈现是：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愿满人多桀纣”：革命党热衷于暗杀体制内改革派
1907年7曰9日，《纽约时报》刊发新闻《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身亡》，报道说：

“汉口，7月8日讯：清国安徽巡抚昨日在安庆被人刺杀，刺客竟是该省警察局副局长。当时，这位高级警官正执行公务，负责护送数位政府要员参加省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当巡抚正要进入学堂大门时，这名警官拔出手枪向他连开数枪，三颗子弹击中，巡抚当场毙命。刺客被立即抓获，并就地处决。斩首前，他承认自己属于极端革命组织的成员。此后，无进一步骚乱发生。”

被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是当政的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一位体制内的改革派。其本人虽然对宪政改革所知有限，但能罗致聘用严复这般对议会政治极有研究的改良知识分子担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亦可见其政治立场绝非顽固。

刺客徐锡麟，在朝的身份，是安徽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在野的身份，是革命党之一支光复会的会首。徐的官职花了很大的价钱才买来，能做到“巡警学堂堂长”这样重要的位置，也很依赖于恩铭的提携；买官在当日是寻常事，恩铭自然也料不到：徐氏买官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打入内部搞革命。

革命的方式，是暗杀。按照徐锡麟的构想，在刺杀恩铭之后，浙江、安徽两地的会党将会同时起事，然后夺取杭州，汇聚南京，掌握住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再以此为根据地北伐，推翻清廷。但就革命而言，越细致的计划，其暴露的风险往往也就越大；各地会党的联络越紧密，自然也就越容易露出马脚，引起当局的警觉。所以，最后，除了第一步——刺杀恩铭——革命的其他计划都来不及展开就流产了。

《纽约时报》当年对这起暗杀事件的报道并不准确，恩铭没有“当场毙命”，而是在10余个小时后之后才伤重去世。这其中，应该有徐锡麟近视程度很严重的缘故，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徐锡龄当时距离恩铭很近，因预先准备的炸弹未响，徐情急之下掏出手枪亲自向恩铭连发七枪：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际，余中左右腿，均非致命之处；此中可见其近视程度之严重。

恩铭伤重期间，留有一道遗折给朝廷，除念及自己任内所兴办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之外，其中尚有这样一段言辞：

“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方多，人心不靖之时，不得竭尽心力以报国恩，奴才实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且以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足见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等。奴才伏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当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

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并不足惧；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夕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铁良和良弼——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晚清体制内的改革派。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但愿满人多桀纣”，故而吴樾与徐锡麟们选择了一条暗杀体制内改革派的革命道路；其目的，正在于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

第一层震动：“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恩铭之死，所带给清廷的震动，是辛亥前革命党所组织的所有起义都无法比拟的。其一层震动，是让朝臣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革命的威胁。恩铭临终虽然留下口谕，称刺杀事件“皆徐锡麟会办一人所为，与全堂学生毫无干涉”，以求安抚巡警学堂内的学生，以免生变，但安庆地方当局仍然十分紧张，不但对恩铭之死秘不发丧，而且城门紧闭，“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

徐锡麟被俘后，坦言自己“做官本是假的”，而且声称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这背后的威慑效应是很显然的。据陶成章《浙案纪略》里说，“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铁良甚至于还愿意出巨资购买革命党报纸《民报》正准备刊发的一篇文章《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所谓“徐氏未尽之志”，在铁良的角度理解，显然系那些未完成的暗杀；端方也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朝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这种“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在徐锡麟事件的善后问题上也可见一斑。按照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是要严办的，要逮捕调查一切与徐锡麟有关的人与事；但新任安徽巡抚冯煦却顶住压力“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冯巡抚这样做，害怕炸弹飞入自己院子，是最关键的原因。徐锡麟被处决后，冯巡抚又公开为其题了一幅对联，书写在安庆的大观亭里，对联曰：

“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昧，鉴兹蹇蹇匪躬愚。”

上联的意思，是感慨清廷将亡（来日大难），徐锡麟眼下虽是“逆贼”，日后却是勋臣烈士，自己站在徐的墓前，想着朝廷之必亡与革命之必胜，心头茫然，百感交集；下联的意思，是公然赞誉徐锡麟（英灵不昧），希望徐的英魂能够原谅自己对他的处决，不过是奉命行事，为清廷尽一愚忠罢了。

很显然，冯巡抚这副对联不仅仅是给死去的徐锡麟看的，更是要给那些继承了徐锡麟遗志的革命党们看的。冯巡抚不希望革命党的炸弹在自家院子里开花。

第二层震动：朝廷内出现一股反改革的逆流
第二层震动，是朝廷突然意识到传统的笼络士子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势已去。端方在给袁世凯的电报里感慨“事奇极”，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这样的品级和职务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朝廷的挫败感是可以想见的。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对此，新疆巡抚联魁十分忧虑地说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见。”

这种忧虑，反映到决策层面，是出现了一股反对立宪改革的逆流。这股逆流一反当时“惟立宪可以救国”的共识，转而“反思”立宪正是亡国之举。譬如一份名为《拣选知县举人褚子临等条陈宪政八大错十可虑》的折子，即列举了实施宪政的“八大错十可虑”。其中涉及到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的部分，如此说道：

“以职员所闻，出洋诸生渐染异俗，性情顿变，固有改装自髡，自弃其家而不一顾者矣，又有结党背公，潜谋不轨以幸一逞者矣。至于重臣出使，炸弹窃发，疆臣阅操，火枪致命，所称身为戎首者，不出学堂之外，则皆新政之明效大验也。”

所谓“重臣出使，炸弹窃发”，是指吴樾暗杀出洋五大臣；所谓“疆臣阅操，火枪致命”，则是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因吴、徐二人君曾出洋，徐更创办了多所近代学堂，所以，折子的作者极力嘲笑：这些暗杀事件，都是兴学堂的新政的“明效大验”。作者在折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朝廷放弃立宪的亡国之举，重新回归“忠孝治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只有回归传统意识形态，士子们才会再次凝聚在朝廷的周围；作者更不满新任安徽巡抚冯煦对徐锡麟案的宽大处理，称其如此做的目的，是“畏其持刺”，怕惹祸上身，作者担忧这种“赏奸而奖乱”的行为，会鼓励革命党更疯狂的刺杀，最后，会导致一种“天下之学者而相率为盗贼”的亡国之局。

奏折的作者很希望朝廷中止立宪，回归传统，并提出四策以“挽救危局”：一是“定国是”，重新制定典章；二是“尊主权”，重申君主的权威不可侵犯；其三是“端学术”，取缔“异言异服”；再则是“饬吏治”，整顿贪腐。这四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割舍“朝廷”与“国家”的二位一体、不能接受“爱国”不等于“爱朝廷”的新政治理念的痛苦。在这位作者看来，自立宪以来，那些从学堂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打着“爱国”的旗号，却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这简直不可理喻，长此以往，是要亡国的。

第三层震动：“革命”倒逼“改良”
相对于借革命党之暗杀而反改革的逆流，借暗杀而力图推进改革，在清廷高层更有市场。安庆起义20天后，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皆归于宪政之一途”，如此则“乱党煽惑愚氓之力，当不戢而自销”。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并旁敲侧击朝中的反改革逆流，鼓励朝廷“不必惩祸变而悔行新政”。

很明显，革命党的暗杀，在这里无形中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这种讨价还价，在晚清最后十年改革进程当中，从来都没缺席过——一般的认识误区，是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

之所以出现这种诡异的局面，在于体制内改革派自身并无倒逼朝廷推进改革的力量；所以，他们必须借助外力，也就是借助革命党对朝廷施加压力。这种无力与借力，在张之洞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

据胡钧《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张之洞对清末立宪一事态度极其消极。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抵达上海，以立宪一事征询张的意见，张的回电相当敷衍：“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意思即：如果朝廷没有明确的谕旨要立宪，则自己不愿对立宪一事发表任何言论。到了1907年，张之洞入京觐见慈禧太后，此时正值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之后，张氏对立宪的态度大变，显得非常积极。据《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记载：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意。

张之洞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辛亥年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日记中痛骂张之洞，说他是亡朝廷的罪魁祸首：“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在恽毓鼎看来，清廷亡于宪政，似乎与一般“清廷亡于革命”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则不难理解恽毓鼎的怨念之所在：“革命”不是“改良”的对立物；恰恰相反，“革命”，才是“改良”最重要的推力。晚清最后十年，“革命”一直在倒逼“改良”。




徐锡麟。在如何处理徐锡麟的问题上，清廷参照了了当年“刺马案”张汶祥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先例。当年张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新任安徽巡抚冯煦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后，决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脏，这颗心脏被拿去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被恩铭的亲兵们烹熟下酒。清廷此时正在实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却不惜逆流而动，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徐锡麟，更坐实了革命党对其“假立宪、假改革”的指控。

徐锡麟，临刑前拍摄。徐被捕后，在供词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并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结语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审讯完毕后例行公事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徐锡麟供词。文字曰：“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所谓“光汉子”，即“光复汉族”之意。徐锡麟并在审讯时曾声言与孙文宗旨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点击可看大图。

吴樾(1878—1905)。1902就读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4年加入光复会，并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1905年在京谋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因炸弹意外爆炸而牺牲，此举开启了革命党暗杀晚清体制内改革派的先河。在其名著《暗杀时代》里，吴樾如此表述其将暗杀进行到底的决心：“一个我死去，千万个我站起来，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站起来，只要我不被杀死，我就一直干下去；只要我不死，就永不住手。这样，我就算死了也是成功了。”

陈独秀。陈独秀与蔡元培同为老资格的暗杀队队员。陈日后回忆：“我初次和蔡（元培）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1905年，陈参与了吴樾谋刺五大臣的行动。

彭家珍，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1912年1月在北京炸毙宗室重臣良弼时受伤牺牲，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其刺杀良弼的动机，据同盟会会员李华英回忆，京津同盟会之前曾刺杀过袁世凯而未果，袁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清朝亲贵唯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彭家珍则决然自任。良弼死后，清廷遂无人再敢抵制共和。
结束语关键词：改良 辛亥 革命 徐锡麟 恩铭 体制内改革派
徐锡麟以四品官员的身份而为革命党暗杀之事，对清廷高层究竟产生了多大的震动，不妨参考陶湘当日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个人书信。信中说：

“皖事出(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近闻日俄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劻)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

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慈禧基本上没有顽固阻扰过改革，甚至可以说，只要可以救朝廷，她是绝对支持改革的。但当革命与改良互为动力，同时消长——改良之迟缓激发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动改革，已然注定改革只能救国，而永远救不了朝廷。这种无能为力，慈禧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对此，张謇颇有感受。从1907年春起，张謇先后四次进宫入对。召见时，慈禧每每“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一次，张謇谈到海外留学生对国内腐败政治不满，纷纷趋向革命，后果不堪设想时，不禁失声痛哭，老太后也因百感交集随之而哭。

从自强运动开始，晚清的历史欠账太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朝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无能为力的慈禧，除了苟且偷安、以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乱外，也只好“得乐且乐”。正如曾誓言要为慈禧做一条“看家恶犬”的岑春煊日后回忆：

“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所谓“期以及身不变而已”，即只求在自己有生之年，朝廷不要灭亡罢了。

梦里那花

沙发必定要抢

妞妞

吴茂红

谢谢楼主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