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没有春天 要拿什么保证"知识能改变命运"

自强不息

2011-08-08 10:26:43

“拿什么保证“知识依旧能改变命运”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背后，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常识的溃败。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其是否披着高考这个看似公平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 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6日《重庆晚报》)
　　
       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在降低。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农村孩子的竞争力在下降，在现有的考试规则和选拔模式下，他们的竞争力比不过城市的孩子，比不过过去的前辈。其次，是农村孩子的就业力在下降，当农村孩子自身的文凭不过硬，而家庭又帮不上忙时，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可想而知。
　
　因此，看似简单的比例下降，背后却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认知的溃败现在的农村，有多少家庭还单纯地相信只要肯学，就可以改变命运?在就业难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可问题是，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弱势群体正被制度设计日益边缘化，社会遴选机制越来越向城市学生、富裕学生打开了更多的“门”。一者，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势家庭的竞争力，而几乎将大多数农村学生挡在门外;

       二者，现行考试制度从内容上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断裂，很多内容是城市学生才能接触到的。以更广泛的视角看，难考重点大学只是农村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在就业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在单枪匹马地硬闯，他们没有能力借助其他的资源顺利就业，他们没有办法与别人“拼爹”;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比城市的孩子更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没有家底可以付首付，他们没有老房可以垫底，没有啃老的资格，结果只能在飙涨的房市中，被远远抛下。这些问题带来的挫败感，会让人产生焦虑。结果，在信奉过知识改变命运之后，却无奈地发现真正改变命运的可能不是知识。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如果“龙生龙，凤生凤”成为一种权益世袭，不管是否披着公平和正义的幌子，社会序列的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迟早会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越来越远。
　
  　这就意味着，在观察农村孩子考重点大学越来越难时，应该有制度的视角和权利的视角。从本质上说，越是农村出身的孩子，越难上重点大学，不过是一系列权利不对等之后的结果之一。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带来信心，只有权利保障才能注入动力。当权利保障越来越完善 ，当每个人的际遇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时，人们才会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觉得自己的未来真的会越来越好。（乾羽）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不只是18年
　
　2004年，麦子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城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如今，我们发现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不只是18年。再丰盛的年华叠加，农村的孩子仍不能和城市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
　
　18年的时间，农村寒门子弟可以通过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一座座独木桥上奋勇搏杀完成跳“农门”。可现在，这一跳“农门”的通道并不顺畅。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专家称，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 寒门子弟为何离高校越来越远?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底层人民，但现在看到的是能够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穷孩子越来越少，优质的教育资源仍不可逆转地向发达地区集中。

　　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教育公平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或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特殊问题，包括资源配置的权力运作、阶层分化的新元素介入、公共政策的权威性配置等等。
　
　教育公平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寒门子弟远离高校的背后，是这三个阶段都失去了公平。这便是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果的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农村与城市之间是断裂的，依据城市标准形成的各方面生活成本却是统一的，以此形成遏制农村子弟上升希望的城乡剪刀差。
　
　剪刀差不光体现在收入差距和教育资源不均衡上，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权利差距。因为有权利才会有机会，机会平等要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以起点和过程不公平为标志的机会不平等，折射出公共政策选择上的偏差。
　
　这偏差，仅在教育一方面，就造成很多寒门子弟都放弃高考，或成为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或守着本分，外出打工留守在家，复制着父辈们的命运。即便如此，那些被社会遏制上升的寒门子弟，依旧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但是，我们确实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走出农村，早已是必然而且应然的结果，谁也无法逃避。可从农村到城市，存在于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这一距离，不仅仅指空间，还指时间和心理，更是指消除城乡权利隔阂和资源配置平等的距离，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也绝非靠一个人奋斗18年来改变的。

农村学生的出路何在?

　　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最新一期《南方周末》发问：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20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

　　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他们中很多人上的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现在舆论讨论农村生离高校越来越远，难以“知识改变命运”，进一步理解，就是当下只有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而考上一般大学，就几乎像没有考上大学一样。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首先，这些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因此学费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人士分析农村学生为何读高职高专，列举理由称高职高专学费低，这显然不了解各校的具体学费情况，可以说，北大、清华的学费标准在全国高校内是最低的，反而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

　　其次，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独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没有获得国家任何投资、补贴，也无社会捐赠渠道，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压缩办学开支，比如放长假，减少学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再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对求职者提出三个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985高校(985大学因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称为“985大学”，是与211大学基本同类的全国重点大学)。这种学历要求，就把其他一般学校的毕业生的发展道路堵死了。
　
　这也就是说，家庭相对富裕的城市孩子，用较小的学费投入，上名牌大学，获得更大的教育回报;而家庭贫寒的农村学子，却要用更大的学费开支，上一般学校，得到较低的教育回报。这种严重不公平的局面，伤害的不仅是这批学生，还有农村家庭的教育希望。目前的统计数据，关注的是农村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例，还没有把初中毕业放弃升高中，以及没有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的农村孩子计算在内。

　　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是通过计划造就出来的，而是通过学校间的自由、平等竞争发展出来的。要让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者的回报率。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

　　再进一步看，如果我国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市场规律，取消造成学校不平等竞争的各种工程、计划：如985工程、211计划，推行高等教育券制度：让每个学校的学生获得同等的教育经费，而不是重点大学多，一般学校少，让教育的行政评价和人才的行政评价全面退出，我国当前的所谓重点大学、名校，能不能还是名校，就很难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其中包括生源素质观——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绩，同时青睐城市生源，认为其阅历丰富、见识多，而如果学校要靠竞争获得地位，大学关注的就将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声誉，在招生评价中，就会对贫困生、农村生实行加分评价，这也就会增加农村生在学校中的比例。

　　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熊丙奇）

转载：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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