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点费”推高百姓生活成本

自强不息

“送礼就送‘腐败卡’”——这是最新一期《新周刊》杂志关注北京小额洗钱暗流的一句经典之语。据说很多商场购物卡成为送礼的热门，这种“腐败卡”热销北京，背后竟然是一个8000亿元资金的灰色地带，一张小小的卡片，让行贿、商业回扣、企业避税等或疑似合法或根本非法的社会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据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有序的产业链和利益链。  　　光是一个“送礼卡”就能做大成如此“盘面”，远远超出了我等朴素的想象。而这两天另外两则新闻则告诉我们:这种拉关系找门路的“打点费”不仅北京盛行，各地都有;不仅用在“跑部钱进”上，而且可能用在各个环节;表面上看来这是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易，而最终买单的，都是普通老百姓。这种“办事润滑剂”润滑了官员与商家们之间的关系，却现实地推高了民生的成本。
　　比如6月18日《华商报》报道了拆迁公司的内幕，揭示出拆迁背后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隐藏着暴利的因子。有的拆迁项目利润率高达300%至400%，仅给中间人的回扣便有数百万，而拆迁公司短短几个月也能赚几百万。而这种利益链的关键环节就是“揽活”，揽活主要靠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相当可观的好处费是少不了的。
　　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这两天沸沸扬扬的“医保目录新药涨价”问题上。国家医保目录新增了260种药品，其中30种，在进入目录前后纷纷涨价，全国媒体一片炮轰，发改委也表示要严查。但离谱的是，药厂居然大吐苦水:我们并未从涨价中获利，不管是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还是进入一些省份的医保目录，“谁能进去，就要看工作做得到位不到位”。业内人士也表示，“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后，就有更多的医生需要打点”，公关费大涨。
　　如果把这两起事件做发散思维，就不能去怪百姓们作下面的诸多联想了——我们的生活成本为什么那么高:上个中小学为什么收费高?人家为了弄个重点、实验的招牌需要多少“打点”?我们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人家为了审批土地盖各种章子需要多少“打点”?我们的公务消费为什么这么高?官员们迎来送往接这个送那个每天需要多少“打点”?为什么我们到饭店吃饭价格也会这么高?人家为了对付各路财神需要多少“打点”?为什么我们买点煤价格要这么高?煤老板们对付各路管理者孝敬监管者需要多少“打点”?……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而在一些地方，很多时候，世界是被“摆平”的。你不摆，他就要“不平”。贿官殃民的“打点费”，不仅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更是一笔搞不清楚的糊涂账。你“打点”我，我“打点”你，不是吃纳税人的钱，就是直接从下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拔毛，或者干脆简化程序使用暴力“找补”。总之，共同的特点是祸国殃民，甜了少数有权者，苦了老百姓。
　　对于这类无孔不入的“打点行为”，我们显然还缺少有效的办法与措施。或许，根源还都在于权力的自我约束，根子处的栅栏没扎好，留下一堆的漏洞空子等着被钻，如何痛斥，如何严打，又能奈何?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自强不息

不由得联想到2010-02-23 羊城晚报的一篇题为：

“深圳查处“最牛农民房”案 五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春节的前几天，有关部门公布了深圳龙岗区“最牛农民房”案的查处情况：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刘×涛曾送180万元给老乡蔡×文用于打点关系以便违法建房；随后，蔡×文将149万元交给吴永平打点关系；接着，吴永平送钱给街道查违办主任古勇辉、工作站站长黄惠军、执法队中队长张福生、查违办陈叔泳等人。目前有五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去年8月，在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社区，有一栋曾被媒体形容为深圳“最牛的农民房”，在节假日和执法部门下班时间抢建，竟然加盖到20层。问题曝光后，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加大查违力度，坚决禁止违法抢建。其后，坂田街道办出动近千名施工队员，对辖区内上十栋违法建筑予以强制拆除。

　　今年1月24日的一场签约，让深圳特区内的南山区大冲村人的财富大白于世人。

　　这次大冲旧改，对所有村民的建筑不问来路，都在确权和查丈之列。大冲旧改的补偿是按每平方米1.1万元来算的，很多网民据此算出大冲村民的“身价”：大冲因旧改出现了10个亿元、40多个千万富翁。

　　在大冲三次“旧村改造房屋权属公示”表上，记者发现村民房产最多达十几处，六七处的也不在少数。大冲人有这么多房产，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违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