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性恋社团的生存记录

小精灵

　　

　　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19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同性恋者将与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利。

　　中国投了弃权票。



　　沉默态度的背后，是这个大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左右手互搏。即便是在站在时代前沿的高校中，这也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6年，中山大学“彩虹社”成为首个被媒体曝光的大陆同性恋学生社团，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无处可寻。而在有着“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大学，一个致力研究和推广性别文化的社团—— 知和社，已低调地走过了第六个春秋。

　

　　建社

　　“我们的社员，很多就是‘同志’。”知和社的创始人王勰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每年社团的第一次沙龙，社长会问新成员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知和社？”有些人会说自己对性别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则直接“出柜”(同性恋者亮明身份)——我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六年之前，风气还没这么开放。2004年底，王勰愉偶遇一名北京女“同志”组织的成员，眼神对视之中读懂彼此身份，聊起性少数人群文化在校园里的传播⋯⋯“建社伟业”遂于此发轫。

　　2005年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开设了一门新课，“同性恋研究”， 这是国内第一门面对本科生开设的同性恋课程，每周开课，教室里的走道上、讲台周围、窗口都挤满了人，还有国内外蜂拥而至的媒体争相报道。复旦瞬时被推上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 建社的舆论准备完成了。

　　

　　“孙中欣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她的一个研究生又在团委，负责审核社团建立这一块工作，机缘巧合，(建社)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王勰愉对本刊记者说。

　　刚建社时，生拉硬凑才凑足三五名核心社员，还将一大批社会学系学生的信息当作社员信息上报，应付建社的(人数)要求。

　　现在，知和社的社员稳定在30人左右，核心社员大概七到八人。隔周二的晚上，社员们就会聚在复旦校园里一个名为“大家沙龙”的咖啡馆，几杯咖啡，舒服的沙发椅，度过属于他们的圈子时光。

　　话题天南地北，但都与性别文化相关：处女膜情结、性产业工作者、多元性别论、跨性别讨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每次讨论都由一个核心社员来设计引导，先做一些基本知识的普及，再附上相关文化产品的介绍，比如书籍、电影，最后是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

　　偶尔冷场，社长就会迅速“冒”出调动气氛。

　　“有一次我就跳出来说，‘大家都知道性工作者有称为鸡、鸭，但你知道什么是鹅吗？’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纷纷讨论起来。”前社长陈瑜对本刊记者说。“鹅”是指专门为男性提供有偿性服务的男性。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关于性的话题，不分男女，敞开来谈，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了认同和勇气。

　　一个蒙古族的女生，曾被父母要求只能嫁给一个蒙古族的男人，但她却发现自己深爱的是女人。家庭的压力时常让她困惑，社里朋友的鼓励给她更多坚持的勇气。

　　“妈妈，我能不能和一个蒙古族的女人在一起？”她鼓起勇气对妈妈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依旧在选择。

　　“我一直期待，日后人们见到女孩，不会问她‘你有男朋友了吗？’而是问‘你有伴侣吗？’这样社会对性别文化才足够包容。”陈瑜说。　　

　　一幕戏的力量

　　真正让知和社香透墙外的是一幕戏：《阴道独白》。

　　在知和社初建之时，《阴道独白》已在复旦走过自己的第三个春秋。2003年，一名哈佛女生，来复旦交流时，带着一群留学生，排练了正风靡美国高校的《阴道独白》。

　　2004年5月，《阴道独白》第一次正式在复旦上演。多功能厅100多平方米的空间挤进了300多位观众，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社会学系研究生吴筱燕挤在人群里，看完了整部剧。之后的她，不仅成为《阴道独白》剧组的主力演员，还成为知和社的核心社员，正是她串起了这部剧、这个社。

　　

　　真正以知和社的名义排演《阴道独白》，已经是2006年了，此后每年5月，《阴道独白》的上演，总是人山人海，仿佛成了一个固定节日——　这幕戏是比它的生产者更驰名的产品。

　　《阴道独白》原来是部女权主义作品。知和社对其进行了改造，加入同性恋的元素。在今年上演的《阴道独白》十二幕剧中，第九幕“女人和女人”讲的就是女同性恋。

　　戏中，两个女人各自交错着独白，展示她们从相识到相互爱慕，从犹豫逃避到坦然相恋的真实心路历程。“爱让我们选择了对方，我们的爱，无需逞强，无关性别。”最后一句台词引来全场掌声。

　　两位演员黄丽鸣与Chloe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女同性恋者，曾有各自的伴侣，享受属于自己的爱情。对此，她们毫不避讳。

　　

　　“我们就是正常的人，只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不需要特别关注，也不需要区别对待。”曾经的知和社社员高远对本刊记者表示。

　　2005年进入复旦的高远，在知和社一呆就是四年，也帮《阴道独白》剧组打杂了四年。在学校里，他从不介意公开自己的“同志”身份，在大二时，他就向辅导员“出柜”，毕业游时，更向全班“出柜”，现在在公司里，依然如此。

　　“这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可以解放女性，也能解放男性，达到两性的和谐。这也许是性别文化急需普及的原因，也是知和社存在的意义。”高远说。　　

　　低调，再低调些

　　除了公演话剧《阴道独白》，知和社还有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讲座。

　　知和社时常邀请港台和海外专家学者来校讲性。“法律视野下的同性恋生存状况”、“国际舞台上同志运动的发展”、“公共卫生视角下的同志问题”、“倾听拉拉的世界”等等。讲座名称里如有提及“同性恋”，就一定会套上“法律视野”、“公共卫生视角”等学术帽子，或用“同志”“性少数群体”等词汇代替“同性恋”，让题目看起来不那么“敏感”。

　　低调是历任社长传下来的潜规则。社团成立之初，王勰愉说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我们不想办一两年轰轰烈烈，然后死掉。只想一年一年做一点实事。”

　　

　　“我们不为出名，只为公益，更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把想表达的观念和想普及的知识让更多人知道就好，毕竟即使是国内的学术界，关注性别文化这块也是很少的。”王勰愉创社时，对社团的定位就很清晰，深谙游戏规则的他时常告诫后人“一切活动都要维护学校形象，活动的目的只是公益”。

　　低调并不妨碍讲座的热闹。“我们的讲座反响一般都很大，几乎场场爆满，有时候窗外都站满了人。”陈瑜回忆。她在做社长时，请来曾编著过《春光乍泄：百部同志电影全记录》的“同志”影人范坡坡。

　　范坡坡为观众播放了他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新前门大街》，两男两女选择在情人节那天，在北京前门大街上举行婚礼，却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的婚礼。新人身穿礼服，向路人宣布他们结婚的喜讯，摄像机记录路人的反应。

　　

　　在王勰愉看来，这么多年社团能坚持下来，“和复旦自由开放的氛围有很大关系，和复旦人多怀抱理想也有关。做这种公益的东西，没有点理想主义情怀支撑着，坚持不了。”

　　这个社团对学校的一个贡献是，有的社员是为了知和社，才报考复旦。因为“很少高校有这么一个研究性别的社团。” 王勰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