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前后民众可自由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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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元户籍制度

        在中国，农民几乎是二等公民，他们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人生而平等，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但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他们一生下来就输在起跑线上。

       我国户籍制度初期并未严格限制农民进城；你今天是农村人，后天落户北京，就成为“北京人”。随着时代变迁，我国户籍制度日渐收紧，最后限制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从开放户口迁移到限制自由迁徙，这一过程是如何变迁的？

       建国前夕，户籍制度主要为了管制“反革命”分子

          我国户籍制度草创于解放战争末期。建国前夕，中共接管城市后， 城市人口复杂，流动性强，社会治安问题严峻。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举措之一，就是需通过户口制度来管理人口。

       1948年中央社会部下发《新解放城市的公安工作介绍》文件，指出：“户口工作是管理城市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革命秩序、掌握社会动向，了解阶级关系、限制坏人活动的工作基础，是公安工作不可缺少的工作”。可见，这一时期户籍制度主要为了建立“革命秩序”，管制“反革命”分子。

      建国后，为配合全国性镇反运动，扩大管制对象

     建国后，户籍管理延续了建国前夕接管城市的做法。1950年，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 明确了户口工作的任务：“发现、控制反动分子，管制他们不许乱说乱动，……以巩固革命秩序。”会议提出要有步骤地建立全国性户籍制度，要求在十年之内达到弄清全国人口户数。此次会议还强调：此前户口工作在调查管制反动分子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够”，必须使之成为公安保安工作中有力武器之一。

      按照此次会议的精神，在1950年底，户籍制度建设与全国性镇反运动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并同时扩大的管制对象范围。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将管制对象增加到7种人。除国民党军政警宪的旧官吏，还乡团队中小头目，日伪汉奸分子，会道门骨干分子外，还包括了郊区被斗的地主、刑事犯罪分子和经司法结案西方，剥夺公民权、假释、缓刑的犯罪分子。

       城市户口管理法规颁布，户籍制度未涉及农村

1951年7月新中国首个全国性的户籍法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条例》只是“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的工作还局限在大中城市，农村的户籍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

      最初户籍设计，并不限制自由迁徙

最初的户籍制度，并不限制民众的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

       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谋出路

建国初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者差距逐渐拉大，1949年至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为60%~120%，而农村的收入的增长幅度为30%。特别是1952年土改之后，农村无地可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寻找出路。

      这时期，城镇人口出现快速增长。1952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2.5％。1950-1952年，城镇人口年均增长7.5%，远高于农村人口年均增长1.3%的水平。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譬如上海市1951年，迁入人口100万，迁出56.6万多，净流入达43万多人。

       “三反”“五反”后城市失业严重，政府劝说农民不要进城

恰逢此时，新中国出现了失业高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城镇工商业开始萎缩，大量工商户歇业停产，全国失业、半失业的人数约280万左右。其中失业、半失业工人约有120万。到1952底，全国无业者有376.6万人。

城市失业严峻，大量农村人口又涌入城市，造成城乡冲突。于是，政府干预农民进城。最初，政府并没有强制限制农民进城，多为通过说服教育、劝导动员、组织劳动生产等柔性方式来干预农村涌入城市。

      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迁徙自由”争论

      这一次城乡间的冲突，还引发关于“迁徙自由”的争论。

      1953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清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予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司题，望政府引起重视。”（引自《梁漱溟问答录》）

       梁漱溟的话不无道理，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毛泽东在大会政治报告中特别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并宣称：“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身体”自由，即包括人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不过这次对梁漱溟的意见，毛泽东是不认可的。他在次日的一次即席讲话，不点名地反击了梁漱溟。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引自《国史纪事本末 （1949-1999）第二卷·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转载：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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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农民生活恶劣大批涌入城市

建国初期，我国对城市户籍的控制较为宽松，不限制城乡之间、城与城之间的自由迁徙，户籍制度只要以政治控制为主，监控“反革命”分子，维持新政权的稳定；随着移植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模式，需要农业为工业作原始积累，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差距日渐拉大，城乡冲突突出，农民用脚投票逃离农村，于是我国开始通过户口制度进行社会控制，限制农民迁徙。

“一五计划”开局粮食紧缺，中央实施统购统销政策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移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这一年也是户籍制度统一的关键一年。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统购统销政策。

新中国工业化计划刚开启，粮食就开始紧缺了。中央高层决定，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即有计划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统销”即有计划地向市民供应粮食。这一政策实施，农民就不能私自进行粮食买卖了。

统购统销的实施，需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作为食品供应的依据。最便捷有效的措施，就是户籍管理制度。此后，各地核对户口，凭户口簿签发购粮证，此时户口簿开始具有城镇身份的效力。而在农村，也开始了农业集体化，遏制农民流入城市的势头。

统购统销政策曝露问题：城镇市民超出实际需要购粮，农民连“口粮”都被征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度，就暴露问题：城市管得松，农村管得紧。

在城市，粮食供应的方法比较粗放，“有组织的群总，可通过其组织，对一般市民，可暂凭户口簿来购买”，由于城镇居民用粮一般都是自定的，所谓审批大多流于形式，不少居民超出需要购粮。

而在农村统购中强迫情况严重，很多农民被迫卖了“过头粮”，有的连饲料粮、种子粮、口粮都卖了；而城镇的粮食计划供应又开口过大，销量大大超过规定指标，城市居民能吃到的粮食一般高于农村。

农民生存状况恶劣，大批涌入城市

农民被过度征购，虽然劳作更加辛苦，收入却明显减少，生存状况持续恶化。于是从1954年春开始，大批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1954年的迁移人数为2200万人，1955年上升为2500万人，1956年又继续加大，达到了3000万。许多人流入城市后，有的生活无着流浪街头，有的沦为乞丐，甚至偷盗犯罪。

中央加紧建设农村户口登记制度，监视农村心怀不满分子

问题暴露后，开始采取政策，遏制农民流入城市。在此之前，户籍建设的重点在农村，这时，中央便加快了农村的户籍制度建设步伐。

公安部制定工作计划，针对户口管理提出了两点新要求，都是针对农村的，一是要求大中城市掌握农村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变动；二是针对统购统销以来农民紧张局势，严格监视农村中心怀不满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及时打击有现行破坏的反革命贩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中央整顿城市供粮：粮食供应直接与城镇户口挂钩

但是到了1955年春，农民的粮食被过度征购，又遇上了天灾，全国各地农民普本发生闹粮风潮。中央不得不紧急整顿统购统销政策。

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两个文件，把粮食的计划供应指标就与城镇户口直接联系起来。在农村，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的办法，明确农民自己解决吃粮问题；在城市，在“按户核实”供应的基础上，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级定量供应。

首设“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开始形成

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定型，我国对户籍管理又做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加紧了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建设，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人口统计指标上划分开来，一方面加强了对迁徙人口的管制，将原先有民政部掌管的农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统移交到公安部处理。

上述工作的开展，形成了新中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基本框架。户口对民众生活越来越重要。据北京、天津等城市1956年时的统计，公民经常需用户口证件作证明的事项，即达30多种。

二元户籍制度确立：堵死农民进城，出生决定命运

约1/3农民收入减少

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这时城乡二元格局的利益冲突更加严重。

首先农民收入明显减少。1956年，由于生产没有增加，再加上副业收入减少和合作社开支过大，1956年农户减少收入比例约占农户的1/3或1/4。

农民不习惯合作化，外流严重

此外，被集体化后农民对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再无眷恋，不习惯合作社对他们的严厉管束，纷纷到城市谋生，农民外流的情况日益严重。仅1954年到1956年的3年间，迁移人数就达7700万。进1956年、1957年，城镇人口就增加了1664万。据估计，这一时期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约占新增城市人口的56%。

民众对限制迁徙自由不满， 以宪法质问有关部门

按照当时“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在限制农村人口落户城市政策实施后，引起了不少职工和民众的不满。民众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质问有关部门： 这是不是违反宪法和侵犯人权？“这算什么仁政？”。在整风鸣放中，许多言论到提到了保障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问题。

公安部解释控制城市人口是保障公民真正居住迁徙自由，不违宪

为此，1957年公安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首次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作出新的解释：当前控制城市人口不但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广大群众目前的利益……正式为了保障公民真正居住迁徙自由的一种正确措施。《人民公安》杂志进一步解释：宪法上所指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之不违背国家、人民利益下的自由，而不是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决定自由。所以，不准随便迁移户口，不违背宪法的规定。

公安部这一解释是否牵强是一回事，但确实是不符合程序，因为宪法的释法权只有司法部分或议会。公安部做为暴力机关，显然不具备宪法的解释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毛泽东名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条例》在法理上沿用了上述公安部的解释，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

《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是控制人口迁徙的基本制度，即农民要求迁入城市，需要先向拟迁入的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合格后，签发“准予迁入的证明”，若审核不通过，就不能迁入。这实际上就是，户口登记机关彻底控制人口迁徙，改变了建国以来人口自由迁徙的情况。

《条例》出台是“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

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明当时《条例》的制定目的：是“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私自招工”，“向农村索要户口”，或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者无数

《条例》公布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体制，要求消灭“商人，囤积粮食者，投机者和高利贷者”，特别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得从事商业活动”，致使农村副业和市场萎缩。而它也使农村人口的户籍管理有了可靠的行政手段，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秦晖指出这种体制是一种“国家控制但由农民来承担后果”的经济，作为原始积累手段，体制束缚严重却未提供任何保护。

大跃进致使农村粮食大量减产，全国城乡爆发大饥馑。由于农民被限制进城谋生，又不能从事粮食买卖以及副业生产，此外还要向城市供应粮食——被公社化之后，农民唯一的选择就是种地了，但种地得饿死——据统计，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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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三年困难主政四川向全国调了多少粮食2011年08月12日09:20人民网 罗晓红

[导读]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

李井泉（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镇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

在中共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儿女们不忍他被人误解，劝说他写回忆录，他却要求儿女们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在中共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在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含泪传达中央决定，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

毫无疑问，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赞扬，却失去了四川人民的信任。三年饥荒，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粮食的供应，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生的权利被剥夺，活的资本被耗尽。

他就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一生追随革命，戎马半生：17岁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积极响应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重要职务；抗日战争中，开赴内蒙古大青山，书写抗战奇迹；解放战争中，领导晋绥军民积极建设根据地，作出巨大贡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的解放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李井泉协同贺龙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率第十八兵团与刘、邓大军相配合，顺利解放了四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解放。从此，李井泉便与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悲喜交加，多了几分无奈，多了几分历史沉重。

四川初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加强领导班子搞建设，兴修水利、狠抓农业促发展，关注少数民族保稳定，各项工作很得民心。四川人民看在眼中，明在心里，坚信这样一位从革命中一路走来的风云人物是有全心全意为四川人民服务的决心和信念的。可是，人总是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存活，四川的工作也一样，不能脱离全国的大环境而天马行空。

粮食告急 四川成为“救命稻草”

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中国人民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绞尽脑汁，恨不得能马上超英赶美，带领全国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一个“大跃进”，铺天盖地席卷了举国上下，全国人民沸腾了，劲头十足，信心冲天。然而，人们却没有料到，那一棵棵被砍倒的树木正在哭泣，那一缕缕大炼钢铁的青烟已经开始控诉，那一抹抹流下的汗水也正在抽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呼唤着人们停下这疾风暴雨的脚步，好让头脑冷却下来。

大自然愤怒了。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使得全国人民处在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线上。那些浮夸与虚假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连年丰收，每年都外调粮食支援全国。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调粮决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到60亿斤粮食。仅1959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外调三分之二以上。“大跃进”浮夸的程度已经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犯下了对浮夸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

形势急剧恶化。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中央催调粮心急如焚，四川粮库空虚难外调。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前几年增加的外调主要是抽调库存来保障的，现在库存少了，如果过度外调省内就无法安排，将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复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难耐的。京、津、沪一旦断粮，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会招致国际的声讨，必然会给新中国带来致命的冲击。经过反复权衡，非常时期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亲自打电话来川催粮，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面对着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调粮命令，面对着中央领导人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李井泉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肩上的担子明显地重了，李井泉无力再做任何思想斗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流泪了。好几位书记在文件上签字时也落泪了。要不是无力抗拒，这些经历过腥风血雨的七尺男儿何以能够亲手签下这布满血迹的文件。省委会议上，李井泉怀着沉痛的心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邓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顾全大局 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 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恩来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恩来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泽东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高的评价。

过是非 人生路上见真章

四川调粮事件，已经过去50年了。功过是非，于当事人来说，都已成枉然。但作为党史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给以评说。李井泉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新中国，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皱过一下眉头或者有过任何动摇，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在四川调粮问题上，他动摇过、挣扎过。无奈，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保国家还是保一方已经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题目了。与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这“千古骂名”，这是李井泉唯一的选择。

当时当地，如果不是李井泉，换成张井泉、刘井泉、周井泉，又能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又会怎么办呢？结果大致也差不多吧？！

每个人的为人处世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李井泉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怀私心，力保全国，其人格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留下痕迹。

长征路上，李井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中共七大上，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照顾各方，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中央决定要减少井冈山来的同志所占份额，李井泉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有老同志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就是李井泉的表态。”李井泉不贪名利、顾全大局的品格此时已可见一斑。

入川后，李井泉作为四川省的党政一把手，在干部问题上十分注重团结。他对随军南下的晋绥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比如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晋绥干部都提拔得很快，在四川的干部却压得很厉害，有时候批评起来还十分厉害，对四川本地干部却比较宽容。李井泉解释道：“毛主席说过，亲者严，疏者宽。四川干部来自方方面面，如果我带来的人提拔得多，提拔得快，人家会怎样看？我宁可把我带来的人压一压。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为了团结。在团结使用干部问题上，我确实花费了大量心思。”一句“亲者严，疏者宽”让我想到李井泉1974年的一次回乡探亲。他的堂弟看到李井泉热心地为集体、为乡里办实事，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家属尚未转商品粮的问题，希望堂兄为他说句话，却被李井泉严肃地回绝了。1977年李井泉再次回乡探亲，许多亲属都跑来找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李井泉坚持：能帮助的尽量给予帮助，不符合政策的一律不办。甚至还一再交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对我的亲属，生产上的事可以帮忙，其他的事就不要理睬。”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刻不忘维护集体利益的老党员，在国家遭遇艰难的时候，其忠诚的党性必然会体现得淋漓尽致，必定是会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井泉一边含泪执行中央决定，将大批救命粮输向全国各地，挽救危机；一边努力带领四川人民实行自救运动。艰难的年代是压不垮这位男儿的脊梁的。他积极地面对现实，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眼看着满载粮食的汽车、火车、轮船呼啸着出川，再想想自己治下的人民忍饥挨饿，李井泉寝食难安、坐卧不宁。1960年至1962年，四川连年春荒，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繁出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粮食紧缺，浮肿盛行。李井泉带领省委一班工作人员奔波在全省各地进行救急。大批干部深入到缺粮地区长期蹲点，带领群众共度难关，积极寻找各种替代食品，缓解眼前困难局面。对于灾情严重的地区，李井泉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拨粮食、发放救急款、派遣医疗工作队等，组织生产自救，尽己所能及时有效地遏制灾情进一步蔓延，缓解人民群众的恐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国经济社会形势刚有所好转，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个谨言慎行的年代，因只言片语而“获罪”乃是平常事。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因对过度调粮有意见，一句“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呐”的气话，终于被“有心人”拿出来作为他搞“独立王国”的“证据”。人人自危的年代，为避免牵连，洗脱自己，好多夫妻、父子、朋友都不惜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甚至互相攻击。此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批斗、打压最终没能让李井泉屈服，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忠诚。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李井泉“揭发”邓小平和贺龙的“罪状”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关于贺龙，李井泉同志慷慨激昂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例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

简洁的言语可以看出李井泉坚定的革命信仰，其不畏生死，坦坦荡荡的高贵品格也可见一斑。面对“老革命”的“不知悔改”，“四人帮”愤怒了，对他施之以更加疯狂的迫害。西南地区“最大黑帮”的帽子有了！“刘邓死党”称号也有了！伴随着更加猛烈的批斗，李井泉受尽屈辱和诽谤，甚至还有两位亲人蒙冤而死。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李井泉为求自保而出卖同志。

动乱的年代结束了，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总结和反思历史。李井泉的孩子数次想让父亲写回忆录或者保留点录音，却被李井泉很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李井泉很少与自己的孩子谈论自己的往事，以至于后辈们只能通过一些革命前辈或者其他的资料、文集来陆陆续续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李井泉同志已经逝世多年，当年四川调粮事件却还盘踞在当地人们的心里，久久不肯离去。作为后来人，我们不妨宽容一些，眼界更为深远一些，多设身处地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公正一些。

Laura

真的是这样。唉。。。。

Laura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