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卸任时讲话披露：最担心房地产经济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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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9日02:38红网

《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发行，约123万字，照片272幅，绝大部分文稿为首次公开发表

“剥夺土地而不安置好农民，这很危险”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至四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9月8日起，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财经出版社向全国发行。《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编入《实录》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同志出席重要会议和到地方、部门考察调研讲话的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同志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实录》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工作历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昨日，湖南省图书城最新图书展示柜前围了不少读者，他们正翻阅《朱镕基讲话实录》。湖南图书城销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天此书上架200套，到下午4点前，已销售40多套。购买者以中年人、白领人士居多。购书现场，中南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两年前看过《朱镕基答记者问》觉得非常过瘾，这本新书应该算是续集。”

“很多民间疾苦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原标题是《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编入《实录》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五条要求】

“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朱镕基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

【约法三章】

“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

就任讲话

[朱镕基语录]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2001年6月在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讲中说。

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2002年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卸任总结

“绝大多数同志，还没意识到房地产过热的严重性”

（注：本文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480-489页，原标题是《值得纪念的五年》。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得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

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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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讲话实录》今日在全国统一上市

2011年09月08日11:10深圳特区报韩文嘉


今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全国统一上市，深圳中心书城、罗湖书城、南山书城也同步隆重推出。

《朱镕基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

据介绍，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收录篇目多为朱镕基即席讲话的实录，既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发展壮大历程的宝贵史料，也表现出深刻、简单、直接的“朱氏风格”，展示朱镕基直面问题的勇者作风，刻画了朱镕基有血有肉的总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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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痛：朱镕基在经济改革中困局重重2011年07月06日09:03人民网  凌志军

[导读]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7月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朱镕基、宋平出席会议。

原文载于《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