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康乾盛世中国人均GDP其实不高

自强不息

2010年09月04日07:44新京报洪振快

洪振快 历史学者

GDP虽然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但社会发展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重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678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2个会员国中排在第100位。同年日本的人均GDP为39731美元，排在第17位。算起来，2009年中国人均GDP大约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所以，当最近传出中国GDP超日本的新闻后，评论大多认为国人要有清醒的认知，不可产生虚骄心态。因为按人均来算，中国排名还很落后。的确如此。

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按照1990年“国际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为978元，2003年为4803元。而日本，1978年为12585元，2003年为21218元。美国，1978年为18373元，2003年为29037元。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到：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提高了3825元，日本、美国则分别提高了8633元、10664元。

由此可知，从1978年起，尽管中国的GDP增长率高于日本、美国，但由于日本、美国的起点高，其人均GDP实际增长却比中国多，中国与之相比，差距并不是在缩小，而是被拉大了。如果说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日本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提高得更多。如果再考虑环境的破坏、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等问题，我们就更不能轻易乐观。

中国是人口大国，巨大的数字一旦以人口为分母，就显得无足称道。从历史上看，同样按照麦迪森的估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而日本只有3%，美国只有1.8%，欧洲（包括29个西欧国家和10个东欧国家）加起来也不过是24.9%，中国超过了他们的总和。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按1990年“国际元”标准计算的1820年人均GDP，中国为600元，日本为669元，而美国为1257元，欧洲为1090元。这意味着，虽然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与日本的人均GDP仍然比较接近，但与欧洲、美国已慢慢拉开距离。

18世纪的中国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尽管经济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繁荣，但由于人口迅猛增长，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人均GDP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的：1740年，人均GDP大概是4两银子；到了1750年，降为3.8两；到1760年，降为3.6两；1770年，降为3.5两；1820年，则只有3.4两。

18世纪中国人口的迅猛增长，不仅造成了人均GDP的下降，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环境的破坏。由于人口增长，原有的土地不够使用，开发新土地势所必然。而开发新土地，填湖造田会挤占水道，导致防洪抗灾的能力下降；开发山地，则会破坏森林、植被，导致水土流失，为泥石流之类的灾害发生留下隐患。

土地容纳的合理人口有限度，当人口增长过快时，人地矛盾将会转化成人与人的矛盾。以广西为例，清代前期，广西人口稀少，18世纪则迅猛增长，社会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太平天国运动。清初，广西人口大概不到100万。到1749年，人口增长到近369万。到了1819年，则增长到741万多人。在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则达到782万多人。虽然土地也开发了不少，纳税土地从清初的521万余亩，到道光年间增加到约900万亩，但人均土地已降到了耕作不足以糊口的水平。

这就不难理解，广西已经难以容纳那么多的人口，加上土地分布不均，移民已难以找到土地，而国家方面并没有解决的办法，社会矛盾的蓄积总会到达爆发状态，农民起义只是迟早的事。

因此，1820年中国的GDP虽然骄人，大清帝国却难说强大，其内部是社会危机不断酝酿和加深，外部是英国的威胁日渐严重，内忧外患都已深重。如果历史经验可供借鉴，那么，结论显而易见，那就是GDP虽然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但社会发展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重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加适合生存，让人和人的关系更和谐。

自强不息

洪振快：清代的隐性腐败2010年08月14日08:46新京报洪振快

洪振快 历史学者

近段时间，人们似乎突然惊觉，一个腐败的新品种———“隐性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制定新规去界定并出台惩处措施了。

据说，这种腐败方式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规范，贪官的腐败方式被迫随之变化，因而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

但是，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那么就会发现，所谓的“隐性腐败”，其实也不是什么腐败的新品种，在历史上早就屡见不鲜了。以信息贿赂为例，清代官场早就谙熟此道了。

清人金安清就曾谈到信息贿赂：“京官以枢直为最华要，两书房特清华而已。嘉、道两朝领袖者至丰腴，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不过通消息，示向背，未有公然雌黄人才于其长之前者。”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信息腐败在清代官场已是平常之事，已经算不上是什么腐败的新花样。嘉庆、道光时期，那些居权要部门的京官，因为具有信息优势，仅仅是“通消息，示向背”，即给其他官员透露一点信息，每年所获得的馈赠多的就可高达上万两银子。因为这些京城权要部门的官员除了“通消息，示向背”，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帮其他人做什么事，因而显然属于“隐性腐败”；而他们每年所获的银子高达上万两，可见这种信息腐败已相当严重，并且官场上下都是心知肚明、见怪不怪的。

至于信息腐败的细节和技巧，一个与著名学者、《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有关的案例颇能说明问题。

纪昀的女儿嫁给当时一个知名文人卢见曾的孙子，因此两家有姻亲关系。卢见曾曾经官任两淮盐运使，在这个富得流油的职位上，自然免不了要贪污受贿。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时候，两淮盐务发生重大危机，乾隆皇帝得知税银亏空严重，于是下旨严查，此前在两淮盐运使任上的官员都有贪污受贿嫌疑，成了重点查处对象，要抄家赔补亏空。

纪昀当时正在北京当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南书房行走，自然知道了这个信息。为了给卢见曾报信，机智的纪昀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人给卢见曾送去一封信，信内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点盐和茶叶。卢见曾领会了其中的寓意，乃是“盐案事发，要查（茶）封”的意思。

于是，卢见曾赶紧转移家产。等到钦差上门，卢见曾家产“仅有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乾隆得报后大为恼火，说查封卢见曾家产的命令是六月二十五日发出的，而且这是秘密命令，“并未传钞”，“伊家何以早得风声，于十一、十八等日，豫先寄顿？”乾隆认为“其中情节，甚属可恶！岂有旨未到，而外人已知之理？”因此，他下令“必须严切究审，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得任其稍涉含糊。如卢见曾坚执不吐，即应加以刑讯。”

在乾隆的严厉指令下，事情被查出，纪昀因此获罪，被流放乌鲁木齐。

纵观纪昀透露信息一案，假如不是当年的两淮盐案是牵涉整个官场的大案，乾隆十分关切，纪昀以“盐、茶”传递的信息可谓隐秘，很难会被发现。信息有时候关系个人命运，对官场人士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愿意为其支付费用的。纪昀冒很大风险给卢见曾报信，只是因为两家是姻亲；假如没有这层关系，很显然卢见曾要为此支付大价钱。这就让人们明白，对中央政令具有信息优势的京官，“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政治运作越是暗箱化，则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不对称也就越严重，越是有人愿意为了获取信息而支付费用；而信息的掌握常常按权力等级分布，权位越高，就拥有越多的垄断性信息，也就越有可能获取“信息费”，这种“信息费”类似寻租租金。

显然，权力越大，管得越多，权力越不受限制，信息越不公开透明，信息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要扼制信息腐败，与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去制定新规，界定什么是信息腐败，该如何惩处，还不如让信息公开透明，少垄断信息为好。而尤其重要的，是要把不该管的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还给社会，让权力的运行受到限制，使“隐性腐败”的空间尽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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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官吏为何“底死不释”告状者2010年07月31日07:39新京报-评论周刊洪振快
洪振快 历史学者

清代康熙年间，湖南长沙府湘潭县有个叫石仑森的书生，因为告状而惨遭杀害，他总结告状经验的一句话尤其让人震惊：“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

所谓“底死不释”，大意是即便弄到告状人死了，巡抚仍不能释怀，怒气还是不能消除。

关于石仑森案，其简要过程如下：清初，湖南迭遭兵燹，康熙下诏减免赋税。但是，湖南地方官员征收如故。石仑森出于义愤，向湖南各级衙门反映情况而得不到处理，于是远赴京城，捕捉到机会向康熙告了御状。康熙下令查办，因证据充分，湖南官员受到惩处。为此，湖南官员对其恨之入骨，“自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诬陷他“交通叛党”，将之杀害。

石仑森的命运并非特例。在清代的史料中，很容易发现类似案例。在这类案例中，可以发现官吏们对越级告状者的仇视和憎恨，用石仑森的体会来说，就是“底死不释”。

按照清代的司法制度，地方案件由县令初审。对县令的审理结论不服的，可以向知府、道台、按察使乃至巡抚、总督逐级呈控，是为上控。对地方的所有审理结论不服的，可以到京城告状、呈控，称为京控。京控可能被受理，也可能被驳回。如果被驳回，还有最后的办法，即直接向皇帝告御状，称为叩阍。

从表面上看，帝国为老百姓提供了敞开的寻求司法正义的通道，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负责初审的县令未必公正。对县令做出的未必公正的审理结果，当事人可以上控，但上控不受欢迎。在省内，上控最多能呈递到作为“一把手”的巡抚那里，可是，巡抚未必喜欢经过层层上控仍不罢休的“刁民”们的陈述。更重要的是，巡抚本来就可能是地方利益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又怎能指望他主持公道，去纠正下级的做法呢？

如果在省内各级衙门上控没有好结果，京控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京控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京控可能被驳回，这且不论。假设京控被接受，后面将如何处理呢？京城的衙门接受了京控状子之后，根据案件的重要程度，一般有两种处理办法：案情较轻的，转交有关衙门或发回本省督抚审办；案情重大的，则具折上奏，由皇帝亲自处理。

皇帝的处理办法，通常有三种：发审，即发交各省督抚审办；派审，即派出钦差大臣去审理；提审，即将案件提到中央由有关部门审理。提审不仅兴师动众，而且表明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一般来说是不采用的；派审需由中央财政支付钦差往返费用，而且难保钦差不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因此也不轻易采用；最多的情况，只能是发审，但发审仍然回到总督或巡抚那里，他们通常不会自打耳光，推翻以前做出的结论。

由此看来，即便京控被受理，结果仍然不乐观。同治元年（1862）一位名叫裘德俊的官员在奏折中说：“近来京控案件，凡奉旨发交本省亲提者，岁不知其凡几，而平反之案，百无一焉。”光绪年间的京官李慈铭则在其日记中说：“各省京控之狱……盈千累百，无一平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凡京控者，一经回省，无论是非曲直，先已视若仇雠，必至加以酷刑，适符初供而后已。”地方官员对让他们丢面子的京控，显然非常恼火，裘德俊说的可能是地方官场最普遍的心理：你敢告到京城，那么“无论是非曲直”，都先把你视为仇人，不大刑伺候，难消心头之恨。即使被他们弄死，恐怕还如石仑森所说，“底死不释”。

上控、京控乃至叩阍，是帝制时代的传统政治为老百姓提供的寻求正义的通道。这条通道并不畅通，但不能关闭。因为一旦关闭，老百姓就完全失去了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只能转向非法途径了。

对敢于上控、京控之人，地方官吏专门蓄养打手殴打之，这是道光年间的上谕就曾说到的情形。如此种种恶情恶状，可谓难说难尽。假如传统政治没有彻底改观，官吏的心态和行为也不可能彻底改观。但是，不彻底改革传统政治，而以“百无一焉”的京控成功的低概率，给老百姓留一个微渺的希望，则是传统政治的高明之处。

自强不息

洪振快：任职回避能扼制腐败吗 2010年06月06:05新京报洪振快
洪振快 历史学者

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现代文明成果。

近日，因广东中山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领导干部的任职回避问题再受关注。

据2006年8月7日发布并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县（市）级主要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地级市主要领导干部“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正职。而李启红则是在上述“任职回避”规定发布之后4个月，才开始其“本土市长”生涯的。因此，有论者认为，如果李启红不在原籍担任领导职务，就不至于深陷亲属组成的“政商共生”网而不可自拔。

这种观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却对任职回避制度寄望过高，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形来看，都是缺乏支持的。

任职回避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已发展得极其完备。

清代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大致可分避籍、避亲、避职三类。避籍即回避原籍，或称地域回避，其规定主要有“避本省”和“避五百里”二个方面。“避本省”即不得在本人原籍所在省份当官；“避五百里”指如在原籍相邻省份为官，则其任所与其原籍必须远隔五百里以上。五百里如何计算估计是个难题，乾隆九年（1744）的细则规定，五百里指“任所与原籍乡僻小路”相距五百里。

避籍是任职回避制度的重点，此外还有避亲、避职等规定。避亲，指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系统任职，有师生等社会关系者类同。避职即职务回避，比如军机处是机枢要地，为了避免暗通机密，曾规定道台以上官员子弟都得回避，不得任军机章京等职。又如户部下辖十四司，分别管理各省钱粮等事务，那么官员就不得出任涉及本省事务的那个司的职务，“籍隶山东者回避山东司，籍隶河南者回避河南司”。

清代对任职回避的规定非常严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乾隆年间，一个叫张廷泰的人获任浙江绍兴府通判，乾隆皇帝接见时发现其口音像是绍兴话，询问之后，得知其年幼时曾随父在绍兴居住过数年，因而话中带上了绍兴的口音。乾隆认为，“通判虽系闲曹，但以本籍人居官其地，于体制究为未合”，吩咐将张廷泰交给福建巡抚，在福建省内找个通判位置给他。从这个事例中看出，虽然通判是不重要的“闲曹”（闲散小官），而且张廷泰只是小时候在绍兴生活过，但乾隆还是要求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的“体制”。

严密的规定，加上严格的执行，那么，任职回避制度能否扼制腐败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当时的观察家，还是当代研究清史的人，对清代各个政务领域蔓延难治的腐败，都有深刻印象。

腐败的程度，腐败总金额较能说明问题。1897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述评说，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其数量肯定是可观地超出，甚至远远超出最后上交到国库的数量”。笔者的研究，结论是清代官场腐败总金额大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倍。而研究晚清财政的周育民先生则认为，在晚清腐败总金额应该在2亿两银子以上。按晚清国家财政收入7000余万两到1亿两银子来算，2亿两银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2－3倍。

由此可知，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并没有扼制住腐败。认为任职回避制度可以扼制腐败，并没有历史经验的支持。实际上，任职回避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为了避免官员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扭抱成团，妨碍中央政令的畅通，挑战皇权专制的权威。当然，无可否定，任职回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扼制腐败作用，只是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不能对之寄望过高。

清代的任职回避制度，其设置的严密已达极致，执行的严格也可以说已达极致。当代的任职回避制度，显然难以望其项背。既然清代任职回避制度，对扼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当代也就不能指望通过这种制度彻底反腐。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不受有效监督。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尽管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极尽巧思之境界，但唯独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深入思考。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传统政治智慧固有可供借鉴之处，但更应借鉴的是现代政治智慧，特别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现代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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