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四拒“速开国会请愿”丧尽民心1910
尽管朝廷一再宣示、重申咨议局的性质“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既不是监督机关，更不是权力机关。但在咨议局议员们看来，咨议局理所当然就是一个与朝廷之专制战斗的合法舞台。所以，就有了1910年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所掀起的四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这四次请愿，是一场被后世所忽略的伟大启蒙运动——如果说在请愿运动之前，朝廷的托辞——所谓“民智未开”、尚不能立即召开国会实施宪政——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历时整整一年有余，全国二十余省参与，签名人数多达数百万的请开国会运动之后，再谈什么“民智未开”，其居心，就只能说是在存心搞反改革了。
第一次请愿：只要朝廷开国会还权于民，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第一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上书运动，发生在1910年1月，其酝酿期，则可以追溯到1909年10月。运动的引爆点有两个，一是1909年9月，朝廷与日本签订新约损害国家利益；二是海牙和平会议上传出列强在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亡国危机随之带动起了士绅们的救国热情，救国的方式，则是速速立宪——用此次请愿的发起人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话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舰不如人，要想“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
按照张謇、雷奋等江苏咨议局立宪士绅的设计，请愿运动有官、绅两条线路。一路由江苏巡抚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集体联名上奏；另一路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咨议局，以联名请愿的方式，向朝廷施压。两路并进，倒逼朝廷放弃“九年预备立宪”，提前召开国会。
张謇等人分赴各省游说、运动，效果极好。湖南绅、商各界推举出来的请愿代表团准备于1909年12月8日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消息，当日在学校演说，称须早开国会，否则不足以挽救危亡，说到激动处，血脉贲张，“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12月27日，抵达上海汇合的16省咨议局代表共51人召开了代表大会（另有陕西、四川等五省代表因路途遥远未能及时抵达），做出了进京请愿的决定，并确定了进京的具体代表人选；30日，最后
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请愿目标：要求朝廷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各省咨议局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期间，民间也正在兴起一场以筹还国债，防止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为目的的爱国运动。运动由天津商务总会发起，该会有一种意见：海牙和平会议之所以要求接管中国财政，正是因为朝廷欠下了巨量的国债，国债已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热心志士虽然奔走呼号，“拟请政府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但国债一日不能还清，“种种设思”恐怕都难以实施。若我国民能帮助朝廷筹还国债，则不但能够立刻开设国会，而且列强也将再无理由干涉中国内政，亡国危机立解。（据《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
按照天津商务总会起草的《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此次运动筹还国债的总数，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两次赔款额为限；各省民众所分摊数目，以朝廷此前摊派给各省的数目为准；计划在3年内筹款替朝廷还清；具体方式，贫民认捐与否全凭自愿，富民则必须认摊平均数目。
上述倡议得到了各省商会和绅民的热烈响应，各地“筹还国债会”、“国公债会”相继成立，“国民捐”（筹还国债）、“海军捐”（募集海军军费）活动迅速升温。据《大公报》1910年7月27日的一篇对运动的总结性报道，不但“绅商士夫”积极踊跃，“耕夫织妇”、“佣工婶仆”、“儿童孺子”也受到感染纷纷解囊，“即下而至于娟优走卒，贫而至于乞丐舆夫，凶而至于书吏丁役，亦莫不出其血汗所得，争相解囊，以筹还国债。一时民情之踊跃，民气之发舒，实为从古所未有”（《概筹还国债之结果》）出于激励民气的目的，报道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毕竟最后这些钱是需要实打实拿出来替朝廷还债的，自然也不会夸张得离事实太远。
但国民的踊跃是有条件的。《时报》1909年12月18日刊发文章，将这个条件说得很明白：“惟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故决定先行拟定办法，筹集巨款，储待国会之开。如政府必不允许，则断不欲以国民有限之脂膏，供政府无端之挥霍也”——朝廷必须迅速召开国会，给国民一个监督政府的合法、有效的平台，如此，国民才会放心地拿出钱来替朝廷去偿还债务；否则，这些钱，绝对不会交给朝廷。
朝廷方面急于偿还外债，度支部尚书载泽曾建议摄政王载沣因势利导，“俯从民望，缩短国会年限”，再定期召集士绅，统筹各省民众对国债的“分认之数”，如此可以迅速解决财政危机，载沣的意见是“甚嘉之”。但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却不愿意与国民筹还国债运动联合，理由是列强欺凌中国的根源是中国没有立宪，光偿还外债不解决问题——这理由其实很牵强，如果双方联合，朝廷有利可图，是极可能做出让步，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请愿代表之所以不愿意合作，应与请愿运动发起人张謇的个人政治立场有关——张氏虽然主张立宪，但极不愿意过分刺激和逼迫朝廷，更不要说与民众运动合作了。这种立场，直接导致张氏在之后的请愿运动中越来越边缘，终致完全脱离。
1910年1月16日，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一起前往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请愿书中，罗列了三大理由，要求朝廷迅速召开国会。其一，依靠旧的政治机构实行新的宪政绝对行不通，必须靠国会来监督政府，国家财政困难，需增加民众负担才能缓解，但民众必须拥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才会愿意拿出钱来给朝廷；其二，朝廷此前搞外交，长期采取秘密政策，动辄割地，动辄借款，民众事后得知，无不怨恨已极，若不开国会，再等9年，再搞9年秘密外交，民众的愤怒之火必然会烧入朝堂；其三，没有国会，民众会把怨愤记在皇室的头上，如此皇室会非常危险，有了国会，一切责任就都归于责任内阁。请愿书还说，以民众政治智力程度不够而拒绝开设国会，是在冤枉民众。咨议局的成功，已足以证明，民众的素质，已足以开设国会。
与请愿活动相呼应，代表们抵京之后，各省巡抚如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袁树勋等，以及出使各国大臣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顺应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甚至警告朝廷：这些代表都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绅士，是国家的中等社会支柱，绝不能让这些人对朝廷失望——“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
但在几个军机大臣看来，请愿代表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只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最后，朝廷上谕的意见仍然是：国民智识程度不够，骤开议院会导致社会混乱，“宪政必立，议院必开”，但必须“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第一次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请愿：若不开国会，绝不承认纳税义务
第一次请愿运动失败之后，代表们心有不甘，不愿就此离京，打算再次发起新的请愿。代表孙洪伊还提出，既然朝廷不愿意迅速召开国会，那么各省的国债会也应该立即停止；朝廷何时答应速开国会，何时再启动替朝廷还债的活动——江苏一个自称“獭水氏”的公民见国会不开，遂将自己认捐的国债100元改寄给了请愿代表。
为了将请愿继续下去，1910年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开会决议了几件重要事项。一是决定在农历二月底再次上书请愿；二是部分代表留京坚守，部分代表出京，带上血书，回省或到别省去组织发动民众起来请愿，各省再选出部分代表来京，同时筹措请愿经费；三是将之前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该作“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力图给予朝廷更大的压力，要派出代表去各省联络，建立起各级分会组织；四是组织报馆，出版报纸，为请愿运动增加舆论影响力。
次日，上述决定被电告给各省立宪团体，并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的名义，驳斥朝廷拒绝速开国会的上谕为无理，同时又非常理性地号召民众“矢以诚心，持以毅力”，要对朝廷怀有信心，不要做过激之举，要“以法律之行动，为和平之请求”。
为尽可能地运动民众参与到请愿运动中来，徐特立的血书被代表们分送到了各省，广为散发；其断指血书的故事，还被编成了戏曲，在天津著名的同乐舞台上演。江苏丹徒县人郭毅，效仿徐特立，愿“以血购国会”，刺臂血书一信，并一血书条幅“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一并邮寄给请愿代表。“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还决定，向各省及海外华侨派出自己的特派员，特派员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在当地组建分会，举派请愿代表，创办报刊，发表演说，增广当地民众的宪政知识，尤其要注重白话报的散发，须发动各府厅州县绅民签名，愈多愈好，一次不行，进行多次，以唤起一般国民的政治意识。
4月4日，请愿代表在北京邀请各界人士再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同时对外公开刊布了一份长达万余言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意见书》不但驳斥了朝廷不愿意召开国会的种种托辞，还声明：“国会请愿同志会”现在是一个政治团体，与政党的性质已相去不远，因为开国会必然“当有政党之预备”，也就是说，这些立宪士绅，已经开始走上了组党之路。
“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理念，也被请愿者们充分接受——遵化中学监督致函省请愿同志会说：如果朝廷拒绝速开国会，惟有“实行租税不经人民承诺，决不完赋之义，暂将全国国税停纳”。天津商务总会在讨论实行印花税问题时，则提出，“如国会不开，人民无参政权利，则此项义务决不承认”。
与第一次请愿的签名代表人数不多，仅限于各省咨议局议员不同，此次请愿收集到的签名达30余万，涉及各个职业各种团体。第一次请愿时，军机大臣们曾诬蔑代表们请愿的目的，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这30余万人的签名，显然给了军机大臣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签名庞大，1910年6月16日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请愿书的时候，分作了10个团体，总共呈递了10份不同的请愿书，代表们显然希望以此种方式昭示，立即召开国会是全体国民的呼声，绝非一小撮请愿代表在谋取私利。这10个团体包括：直省咨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休侨商。
各团体的请愿书，侧重点各有不同。咨议局议员代表的请愿书，通篇都在驳斥朝廷拿国民智识程度等问题拒绝开设国会的托辞；各省商会的请愿书则声称无国会，所以无完备的法律，商人因此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各省政治团体的请愿书，则认为真正应该筹备的事情，是宣布宪法、制定议院法和选举法、实行选举，这些事情用一年就筹备完了，岂能用得了九年！东三省绅民的请愿书，则重点在谈东三省所受到的日俄的种种侵略欺凌，呼吁朝廷尽快立宪强国，否则东三省必亡。
但朝廷的态度，较之第一次请愿运动时，反而更加后退了。一些军机大臣认为请愿代表们是在“哓哓不休”，认为西方那一套办法在中国不适用，一切必须遵照咨议局章程办理，绝不能纵容民众组党——“不得滥结党会，如各国之政党、社会党之类，致启纷扰”。摄政王载沣，则在6月26日代表们前往其府呈递请愿书的时候，选择了推辞不见和拒收请愿书。
同日，朝廷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会议政务处”的大臣们阅看了都察院代奏的请愿书。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给这些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臣们写信，请求他们支持速开国会。信写得非常激烈，甚至于以清廷之亡相告诫，但同时又有理有节，譬如：
“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
次日，载沣召集“会议政务处会议”，随后下达谕旨，表明朝廷对此次请愿运动的态度。谕旨说：朝廷的思虑才是最周全的，立宪肯定要搞，但“仍待9年期满再开国会，毋再渎请”。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了。
第三次请愿：数百万民众浩浩荡荡上街游行上谕“毋再渎请”的意思，即禁止民众再度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的失败，出乎很多请愿者的意料。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张——解散请愿代表团，限制代表团的自由开会演说，禁止报馆刊登请愿的消息和发表评论，派遣密探侦察代表行动，密令各省监视咨议局，详细调查新举代表人的姓名、住址、出身、职业、宗旨上报——如此倒行逆施，更令请愿者们始料未及。
请愿者普遍感觉自己的爱国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用《申报》当日的话说，是“全国人心，为之灰冷”。最显著的变化，是民众再也不愿主动替政府偿还国债，其理由是：“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南洋华侨倡议的海军捐，本已达成协议只待交付，二次请愿被朝廷拒绝后，华侨们宣布取消了这笔捐款。
但和平请愿的决心仍与这种灰冷的人心共存。国会请愿代表刊文劝告民众不要激进，尤其不要使用激烈手段，认为和平请愿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始终冀以君民一德，不惊不扰”，完成宪政，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革之路——“以垂为特色之改革历史”。各地宪政团体也纷纷给在京代表们致电，希望他们坚守阵地，万万不可离京，并谓将继续派遣新代表入京，启动第三次大请愿。
6月29 , 30日，在京请愿代表连续两天开会商议。核心人物孙洪伊态度坚决，声明誓将请愿继续下去——“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鉴于朝廷如此顽固，非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能推动其走向宪政，此次会议决定变更扩大请愿代表团的组织，此前代表团成员仅限于各省咨议局议员，会议决定扩大范围，接纳各界代表加入，使请愿代表团成为一个足以代表士农工商各界的大团体。会议还决定：地方上的同志要继续深入民众当中，去广泛宣传宪政国会；在京的代表，则须积极筹备第三次请愿，并拟在次年农历二月辅助实施。各省的同志须积极征求请愿签名，此次请愿的规模，务须遍及士农工商各界，每省签名人数至少须百万以上。代表团第三次大请愿之前，其他各种请愿活动要积极进行。议定之后，代表团通电各省相关团体，宣誓“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
原定次年农历二月进行的第三次大请愿，却因为两起国际事件，而陡然加速。一是1910年7月日俄两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中国东三省的特殊利益，抵御他国进入；二是8月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亡国危机再度刺激了国民，8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做出决议：1、将原定次年举行的第三次大请愿提前至当年；2、日俄订约关系中国存亡，须质问朝廷如何应对，不可再纵容其操作秘密外交。
请愿代表团还向全国咨议局联合会提议：1、不开国会，则各省咨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须限制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2、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俱都只提一个议案，就是速开国会，如果遭到拒绝，各省咨议局就同时解散。
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肯定了代表团的第一条提议，理由是——“中国人民不知有国会，而却苦租税，以不认新祖税为请求国会之手段，藉此可以使人民有国会之观念”，如此做，既可以给朝廷施加压力，又能够开启民智；但否决了第二条提议，理由是——“北京向无政治团体，有之，自请愿与联合会始。我等尤应固结联合，以为民党基础，不可自弃，咨议局是我国民之根据，不可先行破坏”，咨议局是目下与朝廷专制合法斗争的唯一舞台，不可轻言放弃。
请愿正式启动，是在10月3日。当日，请愿代表团发出通告书，呼吁全国民众参加第三次大请愿。10月7日，请愿代表前往摄政王府递送签名请愿书。京城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前来送行，并交给代表一信，信中内容，是有鉴于此前“以文字购国会”不足以打动政府，故诸人愿“以血购国会”；学生们对请愿代表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二人遂自袖中拔出利刃，意欲自杀，幸被请愿代表死死摁住。待请愿代表稍稍疏忽，牛广生突然割下自己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则割下自己右臂一块肉，将鲜血涂抹于给代表们的书信之上。代表们纷纷落泪，表态誓将请愿进行到底。赵振清、牛广生诸人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跟跄而去。次日，代表团又收到了青年张成珍、张云湖的血书，以及张成珍自断的左手食指。
10月9日，代表团的请愿书和被咨议局联合会的请开国会签名陈情书都送呈给到了资政院。代表团在请愿书中说：以往所谓的筹备立宪，都是有名无实。立宪的真精神，是设置责任内阁，责任内阁须对代表民意的国会负责；责任内阁是宪政的根本，现在不开国会，更不可能设立责任内阁。代表团提出要求：请朝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要求，获得了资政院的通过。
此次请愿与前两次最大的区别，在于出现了群众运动。许多省份，主要是在省城，都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民众游行，在向朝廷施压和开启民智两个层面，较之前两次请愿都更加深入。
群众运动的出现，却使得第一次请愿的发起者张謇心生退意。张氏状元出身，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尤其对体制内几个开明派抱有很大的希望。故而，张氏心目中的第三次请愿运动，应该让一个由各省咨议局议长的请愿代表团来完成；其理由是前两次请愿的在京代表声望不足，议长们联合请愿，朝廷必定俯允。张氏的这一建议没有得到议长们的认可，山西议长梁善济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请愿运动只可以从少数扩大到多数，决无从多数压缩至少数的道理。议长们的这种态度，是第三次请愿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关键——以奉天为例，到10月中旬，全省已有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每次参加集会的民众，均在万人以上，并欲联合前往省城游行请愿。数十万人涌入省城，其规模使得支持游行的咨议局也心生惶恐，担心失控，而不得不加以阻止，让他们暂且观望，“如总督不奏，再来不迟”。
11月4日，朝廷宣布上谕，将开设国会的时间缩短至宣统五年（1913）。上谕同时命令解散请愿代表团，禁止再举行任何请愿，称1913年召开国会的决定，“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第三次请愿就此结束，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能够迫使朝廷做出这有限的让步，群众运动的出现，实属关键。
第四次请愿：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请愿将开设国会的年限缩短至1913年后，朝廷似乎很期望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戴。发布谕旨的同日，即命令京城所有商号、居民和学校自当日起，一律悬挂龙旗进行庆贺。官方在大清门前搭起了高高的彩棚，马路两旁悬挂起无数的红灯；学校放假三天，学子晚上齐集大清门前，大开提灯会……但民意并不买账，当局命各报馆报道普天同庆的消息，整个北京，却仅有两家报纸遵命。
请愿阵营内部虽有微小的分化——譬如江苏咨议局在张謇等少数人的操纵下，致电朝廷称“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极涕零”——绝大多数仍然对朝廷极度不满。江苏咨议局的议员们即愤然抗议自己遭到了张謇等人的“被代表”，张謇欲在咨议局内开欢祝会，投票表决竟只有3人赞同，因而流产。
1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开会讨论了今后如何行动的问题。鉴于谕旨已明确要求代表团解散，如继续存在，势必招致不必要的麻烦，遂决定暂时解散代表团；但“国会请愿同志会”将继续保留，因为该会的宗旨不仅仅是请愿，还包括向民众传播宪政知识；同时还决定着手组织政党；并要求各团体、各省咨议局继续要求朝廷速开国会。
12月上旬，“国会请愿同志会”向全国通告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是督促政府迅速成立新内阁；二是要求参与制定宪法，对朝廷指定的草拟宪法的大臣表示不信任，更担心朝廷出于继续专权的目的，而将日本宪法简单移植到中国，如此，则换汤不换药，国家危亡在即；其三，要求朝廷开放党禁，既说是要做立宪国，却又不开放党禁，真可谓岂由此理；其四，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
国会请愿代表团虽然解散了，但发动起来的民众请愿运动，则仍在继续，尤以危亡之感最深重的东三省和直隶最为积极。终止第三次请愿运动的上谕刚刚颁布，奉天各界民众数千人即自动聚会于咨议局，决定进行第四次请愿。
第四次请愿运动的特色是学生充当了主力。据《盛京日报》当日记载，1910年12月4日上午，奉天省城学生5000余人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学生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总督锡良很同情学生，也赞成速开国会，对学生说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使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是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不亡。你们学生都知道亡国的道理，本大臣也是很喜欢的。”学生遂一齐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中国万岁”、东三省万岁”，然后返回学校。
稍后，奉天咨议局联络了吉林、黑龙江两省，推选出代表15人赴京请愿。12月21日抵达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恰值此时，发生了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风波——资政院是立宪时代的产物，用朝廷的话说，是将来上议院、下议院的雏形；军机处是旧时代的遗存，而且还是专制权力之所在。资政院之所以弹劾军机处，乃是因为军机处非但不愿让自己的权力接受资政院的监督，而且在政务处理上隐然将资政院当作橡皮图章呼来喝去。24日，资政院通过弹劾军机案，摄政王载沣大怒，称资政院此举是“干越君上大权，迹近嚣张”，而且进一步阐释说——“若骤开国会，必更纷扰”，仅仅一个资政院已然如此，若开了国会，那还了得！当即颁布上谕，严厉声明1913年召开国会一事是终极决定，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东三省的第四次请愿，也在谕旨的严责之中。
谕旨下达的同日，军警荷枪实弹，在城内城外、资政院、各学堂、车站来往梭巡，严密监视。遭到谕旨严责的东三省请愿代表，则被军警强行抓捕遣返。奉天代表被遣返途中路过天津，特意到直隶咨议局内演说了东三省的危亡形状和朝廷的无能昏庸。直隶的请愿运动随之兴起。
与奉天一样，担任直隶请愿主力的也是学生。12月15日，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与各省在津学生与奉天代表，1300余人共开茶话会。与会者公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开展第四次请愿，并推举著名立宪绅士温世霖为会长。19日，学界对外发布公启，斥责“政府丧心病狂，惟恐亡之不速”，呼吁全国学界罢课，以向朝廷施压。22日，又推举出了进京代表，并决定派各省在津学生回本省活动，以造就一场全国学界的大请愿运动。
全国性学界运动尚在酝酿，即遭到了直隶总督陈夔龙出动军警武力镇压。陈的处置方式得到了朝廷的嘉奖，遂又升级为悍然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学生们开课。学子们不胜激愤，某一“素日勤学安分”的学生，竟“用刀割去一臂”以示抗议，抢救无效，竟于次日去世。政府的弹压引发了学生更激烈的反抗，最后，陈夔龙竟发展到急调国防部队陆军包围学堂、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往来函件必须拆视”，“昼夜巡防，不稍松懈”的程度。“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则被朝廷选中为杀一儆百的对象，被秘密逮捕，冠以“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有害地方”等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发配新疆。
此后，吉林、江西、四川、湖北等省学界所掀起的请愿运动，也相继被当地政府以武力强行镇压。第四次请愿运动至此失败。
这是一场将民心彻底驱赶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完美展示：
第一次请愿的时候，只要朝廷立即开国会，民众曾愿意主动替朝廷还掉那些因专制腐朽而欠下的巨额债务；被拒之后，那些谆谆劝告请愿同志不要对朝廷失去信心，不要选择激烈手段的话，还随处可见。
第二次请愿被拒之后，已有不少请愿同志发出类似——“政府不顺其机而迎之，而反欲遏其机以激之，岂必举巴黎、英伦之惨剧演之吾国而始快耶！”——的警告，但国会请愿代表仍然刊文苦心劝告民众不要激进。
第三次请愿被拒之后，朝廷“不许人民谋幸福，亦不欲人民为国家谋幸福”、“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这般的言论，已俯拾皆是。
第四次，不仅仅是被拒，当朝廷悍然将警察、军队、秘密逮捕全武行搬上台面时，民众在愤慨“吾不知朝廷之弃吾民焉何竟悍然不顾如是”之际，还有别的选择吗？
革命的合法性从来都不源自革命本身，而是源自朝廷的倒行逆施。
转载：腾讯 转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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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5 2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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