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夫妇25年上访维权却仍被处劳教

喜洋洋

[导读]曾经得到中央政法委领导肯定的“息诉罢访”典型，5月17日终因再度赴北京最高法院上访被保定截访人员带回并劳教。黄四辈、魏兰夫妇25年上访史，是社会变迁大背景下中国农民真实生活际遇的缩影。

因上访被劳教

河北省石家庄鹿帛市郊外，女子劳教所高墙深深。56岁的河北省望都县高岭乡西白陀村农妇魏兰，已经在这里呆了近两个月。

两个月前的5月17日，魏兰和她的丈夫黄四辈，前往北京最高法院上访。途经人民大会堂东侧地下通道时，被北京警方盘查，随即被保定截访人员带回。十天后，黄四辈被放出，魏兰被劳教一年。这不是他们初次上访。这对夫妇31年的婚姻生活中，上访、告状伴随了25年。

本来，他们的上访人生，一度有个看起来很完满的结局。就在一年前，在签过一纸“息诉罢访”的和解协议书后，黄四辈案作为望都县化解信访积案的典型，被河北媒体宣传；2011年初，在望都县召开的县委扩大会上，县委书记孟晓灵还称，河北省委领导将黄四辈一案的解决情况，向周永康、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但事实是，黄四辈夫妇并未息访罢诉。期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上访最初的缘由，仅限于村内。但矛盾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历经30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变迁的诸多“火山口”——计划生育、农村税费、刑事冤案等。进入21世纪，他们成了当地的“维稳钉子户”。

维稳高压之下，当地政府拿出12万元“物质补偿”以求了解矛盾。但人心并未服顺，黄家还要求恢复名誉等“精神补偿”。魏兰仍然坚持讨要“说法”，最终落得劳教的境遇。

“他家遭遇的事多了，一件两件就忍了，受屈那么重，谁不告状？”西白陀村的村民对黄家抱有同情。

25年上访告状路，黄四辈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民，而今已能熟练地说出《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中的相关条款。是悲是喜？

祸起计生纠纷

黄四辈夫妻的上访，肇始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8月的一天，西白陀村的一次村民大会上，主管计生工作的村党支部副书记黄天保，点了黄四辈、魏兰夫妻的名，说要罚他家的款。其时，俩人育有三子，超生两胎。

魏兰不服，当即站起来说，“你家也超生了两胎！”黄天保脸上挂不住了，两人发生争执，扭打在一起，被村民们拉开。有村民回忆说，那时，村里超生两胎的不少，他们大多数被拉到乡政府关押，村干部往往能幸免。超生一胎罚款400元，超生二胎罚900元。这位村民当时交了1300元被放回来，“那时的1300元，现在值多少钱？”

黄四辈家拒绝交罚款。两天后的1984年8月25日，黄四辈被高岭乡派出所的人带走，望都县公安局将他行政拘留15天。理由是“拒不执行计划生育罚款”和“殴打干部”。

那一年，黄四辈28岁，妻子魏兰31岁。那时，黄四辈负责看管村里浇地的电机，每年能收入二三百元。因得罪了村干部，村里不再让他看管浇地电机，也不让他家的地浇水。“黄四辈家的麦子都旱死了。”前述村民说。

愤愤不平的魏兰，在后来两年中先后砍了村里十多棵杨树，以弥补家庭损失。为此，1986年3月，魏兰被行政拘留15天；次年3月，又被望都县公安局收容审查，三个月后被释放。

从收容所出来的当天，性格刚烈的魏兰，又砍了村里的几棵杨树。夫妇俩还不断到乡政府，县委、县政府、县人大等机关上访。

1989年4月，望都县公安局以“滥伐林木罪”为由，将魏兰刑事拘留。所指控的事实，是两年前魏兰先后砍伐了村集体的22棵杨树。在被羁押将近一年后，望都县法院对魏兰做出“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刑事判决。

魏兰不服，上诉至保定中级法院，后被驳回。自此，黄四辈、魏兰夫妇正式踏上了上访路。

凶杀案横祸

时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尽管“滥伐林木”的遭际让黄四辈夫妇觉得“受了冤枉”，但当时坚持讨个说法的愿望，远非日后那么强烈。他们忙时务农，闲时偶尔会去上访。

一场飞来横祸，让他们在上访告状路上走得更远。1992年11月1日晨6时多，望都县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临近西白陀村的野场村村民黄国乱一家五口及另一村民被杀。案发当天，警方在案发现场一公里处发现了黄四辈的自行车，遂怀疑是黄四辈所为。魏兰被认为包庇犯罪嫌疑人，夫妇俩被拘传。

但案发时，黄四辈正在别的村民家打麻将。一同打麻将的村民证明他无作案时间。第二天，黄四辈夫妻被释放回家。离开派出所时，魏兰很不忿，吵闹要公安局给个说法。

三天后，真正的罪犯王洛麦落网，警方宣布案件告破。原来，案发前，王洛麦来过黄四辈家，还骑走了他家的自行车，遗留在作案现场。

但没想到，当天，黄四辈夫妇再次被抓。原因是王洛麦交待黄四辈是同案犯。望都县公安局的文件称，黄四辈“有盗窃杀人”嫌疑，魏兰有“包庇杀人犯”嫌疑，予以拘审。

黄四辈回忆说，他当时拒不承认杀人，警察对他刑讯逼供。一连好几天，办案人员一边用电话线捆住他的手，一边摇电话机，手上的血管都被电破了，还给上了手铐脚镣。

该案最终在保定地区中级法院审理。尽管开庭时只有王洛麦一个被告人，但黄四辈夫妻依然被羁押。直到1993年4月30日，凶手王洛麦被执行死刑后，被关押了整整半年多的黄四辈夫妇，才最终被释放。

“六条人命，那么大的案子，警察愿意相信不是王洛麦一个人干的。要不是后来王洛麦改口，黄四辈早就被枪毙了。”村民说。

至今，黄四辈都无法忘却走出看守所的那天，望都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对他说的话：“你不要怪我们，要怪就怪王洛麦，谁叫他咬了你？”

打官司讨公道

像杨三姐告状一样，黄四辈、魏兰又一次为讨回公道，走州过县，在望都、保定、石家庄等地四处奔波。

其时，《行政诉讼法》已经诞生四年。在律师的帮助下，1993年10月，黄四辈夫妇去望都县法院状告望都县公安局，要求法院确认望都县公安局收审行为违法，撤销收审决定，判令为他们恢复名誉，并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

当年底，望都县法院以黄四辈夫妻没有在三个月内起诉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这是望都县法院当年第一起、也是惟一一起民告官行政诉讼。

黄四辈夫妇不服，上诉到保定中级法院。1994年1月，该院以公安局对他们的两次收容审查未告知黄四辈夫妻诉权和起诉期限为由，撤销原望都县法院裁定，要求望都县法院立案受理。

在上级法院的压力下，当年3月9日，望都县法院受理此案。但半年后，望都县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起诉。理由跟此前一样：超过了起诉期限。

黄四辈夫妇再次上诉。保定中院主持调解。望都县公安局时任局长范章成答应给黄家5000元补偿金；作为交换条件，黄四辈夫妻不再状告公安局.

尽管对此结果并不满意——当初他们被收审，县里电视台将他们作为“落网凶手”播出，公安局始终未公开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毕竟生活更重要，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地里的庄稼要有人种。他们同意息访罢诉。

在打行政官司的同时，黄四辈夫妻还打了一场民事官司。起因是《河北日报》周末扩大版的头版曾刊登了一篇记者署名文章：“为了两袋棉 枉杀六条命——‘11·1’特大杀人案侦破纪实”。文章把黄四辈称为王洛麦的“同案犯”。该报道由县委宣传部安排采访，文章发表前经望都县公安局审阅。

黄氏夫妇被释放后很久，有时过节逢集碰到邻村村民，还有人问：这个“同案犯”怎么出来了？

黄四辈认为，公安局冤枉了他们，且《河北日报》的文章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将河北日报社及撰文记者告至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但一审、二审他们都被判输。

农业税费争端

尽管内心并未真正服气，在和公安局达成息访罢诉承诺后，黄家一度把精力放到了发家致富上。

黄家有15亩地，当时种田全年有毛收入1万多元。1994年，用公安局补偿的5000元，共凑足8900元，黄家买了一台拖拉机，帮别人耕种、搞运输，每年能增收五六千元。

在那个年代，农村税负沉重。以黄家为例，他们每年需缴纳近500元的“三提五统”和农业税。1998年，因为盖新房，黄家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1999年，黄家拒交“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催收无果后，2001年，高岭乡政府先是扣了黄四辈父亲（退休乡村教师）的工资，后将黄四辈告上法庭。

黄四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承认，当时他家确实没交税费。他说的理由是，当初与公安局达成“息访罢诉”协议时，公安局长口头承诺让乡里减免他家的税费。但乡政府称，公安局没有权力让乡政府减免税费。2000年8月，乡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望都县法院通知黄四辈三日内缴纳三提五统、农业税共计628.5元，缴纳执行费158元。逾期不缴，将强制执行。

黄四辈仍未执行。第二年8月，望都县法院查封扣押了黄家的拖拉机。按照规定，查扣后望都县法院应将拖拉机拍卖，扣除拖欠税费，剩余钱款返还黄四辈夫妻。但望都县法院查扣后未作任何处理，拖拉机在法院大院一扣就是七年，直至报废。

旧案未消，枝节又生，黄家再次踏上告状和上访之路。因拖拉机报废，他们申请国家赔偿，“望都（法院）说归保定中院管，保定（中院）让找望都（法院）”，申请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直到2006年春，才在望都县法院立案。

要望都县法院自认违法并不容易。2006年6月，望都县法院下达的行政裁定书称，除了2001年高岭乡政府催缴的628.50元，法院查封拖拉机后，高岭乡政府又申请催缴475元。2002年9月，望都县财政局也申请强制执行欠缴农业税312.25元。而法院在2004年5月委托鉴定的结果是，以扣押之日为基准日，评估扣押拖拉机头价值为3420元，并向黄四辈送达了评估书。法院认为其强制执行并无不妥。

望都县法院虽然承认查扣后未及时处理，造成了拖拉长期搁置，但又开脱称，黄四辈拒缴税费，是造成拖拉机头长期放置的原因之一。并认为，未给黄家的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

2008年6月，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保定市中院下达裁定书，认定望都县法院对查封扣押物没有尽到监管职责，造成该拖拉机损毁，确认其行为违法。但望都县法院迟迟没有做出赔偿。

当年11月，保定市中院赔偿委员会做出决定：望都县法院赔偿黄四辈拖拉机机头价款8930元。对黄四辈提出的其他诉求，诸如纠正1989年魏兰盗伐林木的错误判决、认定1992年收容审查行为违法，以及赔偿因违法扣押拖拉机造成的其他损失等，未予支持。

维稳不稳

在村民眼里，黄四辈夫妇都是“老实人”，但长期的告状和上访，彻底改变了他们平和的生活。

最初，黄四辈夫妇主要是在望都县和保定市两地讨说法。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去北京上访。“越级上访”使他们成了当地的“维稳钉子户”。2008年奥运会前，乡政府和派出所派人到黄家，叫他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之后，每年“两会”、国庆期间，乡里都会派人到他家来看管。

2009年国庆节前夕，乡政府、望都县公安局、望都县法院主动来找黄家“议和”。

黄四辈说，事情来得有些突然。9月4日那天，乡人大一位副主任打电话将他们叫到乡政府，说政府给他们补偿。当天晚上，双方签订了一份息诉罢访和解协议书。

协议称，多年来黄四辈、魏兰夫妇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被公安机关收审，法院扣押拖拉机，乡政府扣其父工资，儿子被殴打，村委会党支部及村干部个人等问题。

协议规定，作为甲方的望都县公安局、望都县法院、高岭乡政府、西白陀村党支部村委会，一次性付给黄四辈夫妻现金12万元，作为补偿。黄四辈夫妇及全家保证息诉罢访。如违约，不仅追回补偿现金，还要接受法律惩治。

协议强调，其内容经双方“充分协商，自愿达成”。

黄四辈夫妇当时签了字，但他们内心并不服气。多年后，黄四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签约当晚，“他们在楼上商量，我们在楼下等着。他们只说赔偿，不说对错。”

尽管如此，这份在黄四辈夫妇看来还是没有“给出说法”的协议，让当地政府松了一口气。当年12月2日，《河北法制报》在一篇题为“望都县巧用‘六法’化解信访积案”的文章中，将此事作为望都县基层信访稳定工作卓有成效的典范予以报道。

报道称，县委书记孟晓灵“多次约访黄魏夫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清是非，对合理要求给予支持，对不合理要求耐心解释。黄魏夫妇为之感动，多年的心结被打开，经过多方调解，使这起长达23年的信访积案彻底解决”。

2011年1月5日，在望都县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孟晓灵作报告称，（2010年）国庆安保期间，望都县未发生一起赴市以上集体访和非正常进京访，被评为保定市国庆安保工作先进县。“河北省委领导将黄四辈一案的解决情况向周永康、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但事实是，黄四辈夫妻并没有息访罢诉。黄四辈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签了协议的第二天，心里就后悔了。“当年我被当成杀人犯抓起来，报纸、电视都报道了，但他们一直没给我恢复名誉。这个协议只赔了钱，不认错，我心不甘。”

“只说赔偿，不说对错”的所谓“信访积案化解”，在黄四辈夫妇“讨要名誉”的信念面前，显得何其脆弱。2009年11月，黄四辈夫妇继续上访。先去石家庄，后又去北京找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接访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先去河北省高院申诉，有驳回申诉的函才能到最高法院。

2010年12月，河北省高院驳回了他们的申诉。

2011年5月17日，黄四辈夫妇带着河北省高院的驳回申诉函来到北京，准备前往最高法院。在经过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地下通道时，遭遇北京警察盘查，随后被移交给河北省的接访人员。

当天，他们被带回望都。迎接他们的是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理由是“越级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访”。

5月27日，黄四辈被释放。当日，保定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将魏兰劳教一年。劳教决定称，2009年12月至2011年3月，魏兰“因进京非正常上访”和“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分别被望都县公安局告诫、警告、拘留，2011年5月再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上访”。

上访多年后，魏兰终于被劳教，此事在西白陀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村民说，以前那些事都告了20多年，“这次出来后，还不得上访一辈子？”

(财新《新世纪》)

伊丽

个中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