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北中国亢奋错乱 南中国集体抗旨

伊丽

1900：北中国亢奋错乱 南中国集体抗旨

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关注，同时也备受漠视的一年。受关注，是因为这一年有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义和团运动的总爆发和八国联军侵华；被漠视，则更因为这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它们的宏大掩盖掉了这一年最重要的：

老太后的“归政”恐慌

第一次御前会议：光绪称“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

6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两个：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主题，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皇帝在会上显得很躁动。他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第二次御前会议：张之洞来电称“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6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皇帝与主和的大臣们再次成了会议的焦点。皇帝说：用人心来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乱民，皆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会场的气氛让太后很不高兴。她刚刚看到了端郡王载漪送来的洋人要求自己归政皇帝的“照会”，老太后并不知道，照会是伪造的。载漪作伪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他的儿子正期待着被册立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于是就有了老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完全否决了皇帝的态度，而愤愤然说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帝国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大拍桌子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老太后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老太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的人数却依然庞大——老太后很明白，此战前途未卜，除非将绝大多数朝臣一并绑架到战车上，否则一旦战败，自己将无法避免引咎归政的政治命运，而发动这场战争本身，也正是为了抗拒列强要求自己“归政”的政治压力——在对大多数朝臣的绑架未完成之前，老太后决定暂缓宣战，同时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京城——老太后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交涉成功，联军答应不入京城，则无法对自己施加归政的压力；如果交涉失败，则王文韶等人将不得不赞同对外宣战。

皇帝也没有闲着。他告诉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皇帝希望，在关键时刻，荣禄能够坚定立场，控制住军队，不要参与到战争中去。

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之后光绪面如死灰

6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老太后似乎觉得自己仓皇“归政”的凄凉命运马上就会变成现实，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老太后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这一等同于宣战的决定，吓坏了光绪皇帝和主和官员。据史料记载：皇帝一时间脸色白如死灰，不顾君臣尊严，离席上前抓住许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老太后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因为太过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于“牵帝衣而泣”；老太后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气氛很不满意，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21日，帝国颁布宣战上谕，其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

东南互保：南中国集体抗旨

1900，新世纪的第一年，本该是一个亡国之年。在老太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意孤行对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亡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但因为整个南中国地方督抚的集体抗旨，1900年，最终没有成为亡国之年。

地方督抚反对朝廷支持义和团

这种地方督抚与朝廷之间的政见分歧，早就潜伏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之中了。张之洞在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些“乱民”格杀勿论。张氏在电报中说：支持义和团，只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

山东巡抚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比张之洞要复杂百倍——义和团正在他的辖区内如火如荼，如何处置义和团，既关系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关系到帝国的政治未来，前者要求他支持义和团，后者则提醒他不能支持义和团——在这个问题上，袁氏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去了京津地区与洋人作战，真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该赶紧北上，不可再在山东逗留。凡逗留山东境内者，都将被当作乱国的匪徒抓起来。

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朝廷还曾接到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电报中说：“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在剿灭义和团与抵抗八国联军之间，李鸿章选择了以前者为先。

盛宣怀第一个提出“东南互保”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氏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宜扬”。

盛氏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氏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盛氏说：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眼下，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为今之计，须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省督抚必须采取措施，联络一气。稍后，盛氏又接连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急电，并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

盛氏的这些电报，勾勒出了庚子年“东南互保”的基本雏形：1、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2、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定“外交条约”。

李鸿章：“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盛氏的这些急电，得到了接电者们的积极响应。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朝廷已经颁布了《宣战诏书》，地方督抚没有外交权，如何以条约的形式与列强维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同时也导致列强对督抚们在清帝国明确宣战之后，是否还有决心和能力来维持南方地区的和平局面，也缺乏足够的信任。

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宣布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伪诏！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12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里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

李鸿章在回复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对此办法深表赞同。电文中说：“俄据榆关不确，……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并希望盛氏将其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盒张之洞。

李鸿章的态度对“东南互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据《庚子国变记》记载：“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代表参加，终于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各国对此条约颇为赞赏，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但列强的担心并未消失，毕竟清帝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北京手里。严格地说，这个协议没有合法性。会议当天，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

议定协议后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宣战诏书》在上海正式公布，舆论哗然。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坚持原议。刘、张二人也表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扩大互保范围， 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获得极好的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走得最远，他表示要与俄、美、日等6国按照《东南互保条款》的精神，订立一个《福建互保协定》。

李鸿章与两广独立

岭南的气候一向潮湿溽热，对一个年过七旬、经常咳血的老人而言，广州显然不是久居之地。然而，当朝廷调任他回北方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李鸿章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之情，相反，他干瘦的身子在宽大的藤椅里越陷越深。

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与静谧的南方相比，帝国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种狂热的支配。离开紫禁城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间也很难判断出这艘衰腐古老的帝国航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消防队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却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船毁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为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回顾：一次流产的黄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

当时国势累卵：清政府在平壤、黄海两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军事上已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将清军驱逐出朝鲜和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之后，日军又分两路大举入侵辽东半岛；日本国内舆论也大造声势，宣言要让“旭日军旗”“进入北京城”。

毕德格此刻正在美国筹措对华铁路开发事务，他向好友威尔逊言及当前的中国局势，认为遭到日本沉重打击的清政府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毕德格断言：要使中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是最合适的统治者。因为事关机密，毕德格给威尔逊的信没有署上真名，而用的是“月中人”，并嘱咐威尔逊“阅后烧毁”。

毕德格和威尔逊都参加过美国的内战。威尔逊毕业于西点军校，内战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和企业家。甲午年之前他曾到中国作过铁路考察，还在颐和园架设过一条供慈禧娱乐用的火车轨道，一直怀有在中国拓展其铁路业务的雄心。毕德格1874年就来到了中国，做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同时还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英文老师。二人1886年相识，并很快成为至交，为美国资本开拓中国市场，是他们的共同志向。

威尔逊很赞同毕德格在信里提到的“倒清拥李”的设想，但他认为，要做成这样一件大事情，需要几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合作。威尔逊心目中的首选合作者是科士达。他建议毕德格去访问科士达，争取他的赞助。

科士达曾担任过哈里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享有美国“专家外交第一人”的美誉，对中国一直兴趣浓厚，与李鸿章、张荫桓、曾纪泽等晚清重臣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国务卿卸任之后，一度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的法律顾问。科士达对李鸿章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第一位最进步和开明的政治家”。

毕德格与科士达做过一番长谈之后，写信给威尔逊说：科士达亲口对他说：“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随后，科士达又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了一封信，含蓄地透露这个拥护李鸿章称帝的计划。

在此前后，威尔逊和毕德格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大胆设想进行具体的部署。威尔逊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顾问史蒂文斯（d.w.stevens）写信，他在信中说：“统治中国的满族集团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汉帝国的那种能力，除非日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否则英、俄就将瓜分中国，使日本丧失胜利果实。”

威尔逊在信里自问自答：“如果清廷覆灭，谁来继承皇位？哪个国家来决定这个混乱国家的命运？”“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由日本来控制这一局面”。威尔逊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计划，故而在信中，极力鼓吹日本控制中国的好处。

一个星期之后，威尔逊接到史蒂文斯的回复，说他已经把信交给了日本驻美特命全权公使栗野深一郎，并准备再抄送一份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

毕德格对诸事顺利感到甚为满意。他写信给威尔逊说：“将军，您的伟大计划——改朝换代，让您的朋友李鸿章当君主——随着每天从中国传来的新消息而越来越可行了。”威尔逊在给驻华公使田贝的信中说得更露骨：“我要你在时机来临时充当华瑞克这一角色”——华瑞克是英国伯爵，玫瑰战争中的重要人物，曾拥戴过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两位国王，因而获得了一个“king-maker”（国王拥立者）的绰号。此时日军正两路大举入侵旅顺、大连，威尔逊等人已经确信，清政府的覆灭指日可待。

但是，日本军队没有如威尔逊等人所愿，继续向北京挺进。伊藤博文做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决策——他担心日军攻下北京，会招来列强的强势干涉；日本也有可能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

日军的“克制”让毕德格等人相当失望。史蒂文斯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里曾经说道：“当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担心清廷覆灭之后，列强之间会出现一场权力之争，日本在这场争夺中将有相当可观的利益会被列强夺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拿现有的战利品去为威尔逊的计划作冒险式的赌博”。日军没有攻陷北京，毕德格等人的“国王拥立者”之梦也随之破产。

使毕德格等人深感失望的另一事件事情是李鸿章的失势。旅顺失陷之后，李鸿章被革职留任，同时还被褫夺了黄马褂。毕德格从美国返回天津时，李鸿章正处在一生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虽然极力鼓励自己这位垂头丧气的老板，但却始终未曾透露他们立他为帝的密谋。

光阴流转，转眼已是庚子年，这一回，准备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变成了英国人。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刘学询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而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瓜葛颇深。他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将孙中山视为徐达、杨秀清，为了支持孙中山的起义，他可以“慷慨”地将自己作为官商应该呈缴给朝廷的税银的行踪相告，建议革命党中途“智取生辰纲”；出于个人恩怨，他也可以从北京到东京，千里追杀曾经对自己暗施冷箭的康有为。

因为政见各异，孙中山与刘学询曾数年不通音讯，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复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学询此时正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当红的心腹幕僚。孙中山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六月六日抵达香港。此刻，李鸿章正受到幕僚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闻知孙中山已经抵港，刘学询等人又派船来迎，邀孙中山过船商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被诱捕），孙中山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则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之后，与刘学询一夜密谈，结果是：刘学询代表李鸿章当场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则言语晦涩地表示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显然，李鸿章在等待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在等待一个时机：京城陷落，清帝国土崩瓦解。宫崎自然是失意返港。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联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捅下了一个天大的篓子。老糊棚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促他北上，替帝国去擦屁股。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这句话暴露了所有汉人内心深处从未消亡过的一个隐痛，自满人入关之日起，这种隐痛已经折磨了汉族知识分子数百年，也许皇帝的恩宠会让它暂时收起自己蜇人的芒刺，但它却从未消失过。无论一个汉人在清帝国政府里面做了多大的官，这种念头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岳钟琪有过，曾国藩有过，左宗棠也有过……族裔之别，忠奸之分，李鸿章也逃避不了这种煎熬，尤其是在他对满人帝国的前途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

如此解读李鸿章对卜力的试探，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辅证：他最信任的幕僚刘学询，就经常以明末将领后裔自居，时刻怀着“反清复明”之志，李鸿章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却从未表现出对刘学询的不满；他愿意和孙中山的使者接触，而孙中山此刻喊出的口号恰恰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一致性，显然不是巧合。

很难说卜力是否听懂了李鸿章的弦外之音，但至少他的答复没有令李鸿章满意：“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卜力注意到李鸿章眯起了眼睛，他觉得这是一种微笑。当内心的波澜平息，李鸿章才缓缓睁开眼睛，用一种缓慢沉稳的语调，告诉卜力：“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最擅长破译中国人的外交辞令的卜力也弄不清楚李鸿章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感觉到：这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说这句话时口齿异常地清晰。

海面上的孙中山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会谈的结果。但卜力传来的消息令他倍感失望：“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者是它的新统治者。”

皇帝梦炽烈的刘学询也深感失望。他本来已经和卜力达成协议，将李鸿章扣留在香港，然后宣布两广独立——当然，卜力的算盘是：趁势将两广也划入他的治下。卜力甚至都已经为李鸿章准备好了囚室。然而伦敦方面却有新的指示：不得扣留李鸿章。

——李鸿章此次北上，职责是与众多列强交涉“分赃”事宜，伦敦方面担心扣留李鸿章，会成为众矢之的，引来一连串的外交麻烦。

轮船继续往北方驶去。七月的海风中夹杂着的燥热不适合体弱多病的老人，随从们不时地提醒李鸿章回舱房休息，但他却执意要在甲板上多坐一坐。他已经快八十岁了，欣赏帝国的大好河山的日子已经不多。同时，他还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怀疑着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北上的平安号，能够给这个千疮百孔的老朽帝国带来平安吗？

继续做糊棚匠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卜力和李鸿章的谈话仍然惹人遐想不止——如果卜力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会支持一个汉族政权，李鸿章是否还会继续北上？

时间倒退到1900年7月17日，平安号从广州起锚北上的日子。李鸿章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所有人都在热汗淋漓中等着他下达开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没有开口，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没有人敢过去提醒他。

南海知县裴景福，李鸿章的一位私交很深的老同乡，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登上了轮船。他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下同）”

李鸿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用一种极为顿挫的音调说出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此后的许多个日子里，人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这四个字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只是分歧迥异：人们或者津津乐道地谈论李鸿章“做汉奸做得当仁不让”，或者为他国势糜烂之际的敢于担当而感慨不已。

可是，当裴景福问及国事时，“舍我其谁”的李鸿章却哽咽了起来：“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间不保矣！”当裴景福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尽量减少损失的时候，李鸿章已是泪流满面：“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敲钟的和尚在预言自己的死期。可悲的是，他说对了。

有了“两广独立”这样一场风波作为我们的解读前提，很难想象，李鸿章此次北上仍然是出于对爱新觉罗氏的忠诚。他和裴景福德这段谶言式的对话也许可以被解读为：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

张之洞和他的新政权梦

绝望的老臣

光绪二十六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则是庚子年，历史标签为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圆明园里的洋人们的狂欢尚未落幕，但这道谕旨的颁布，却已经为之后的清末新政打开了缝隙。

张之洞虽然身在湖北，但凭借着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早已从袁世凯等人处提前知道了新政的消息，故而，他对谕旨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精通宦术的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最想知道的，其实是这一谕旨的倡议者是谁，朝中具体有哪些人赞成，这可以帮助他确认朝廷是否真的想要变法。

很快，张之洞的情报网就得出了结论：新政出自“圣意”，是慈禧提出来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均表示赞成，谕旨甚至还是由荣禄的门生所起草的。这些信息，本来已经足够充分，可以让张之洞确信：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随后收到的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报却让张之洞出了一身冷汗。

王之春在电报里说（译文）：“我得到朝中军机章京们的密报……告诫我们，在回奏如何变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偏重西学……以中国古代思想立论，或许不会招致圣怒。”

要变法，却又不能偏重西学，朝廷的态度让张之洞一头雾水。为了确认王之春的情报是否属实，他特地给姐夫鹿传霖去了一封电报。鹿传霖在回电里否定了张之洞所谓的“小道消息”，但同时又委婉地劝告道（译文）：“谈论新政，不必拘泥于西学名目，以免授人以柄”。显然，鹿传霖变相地肯定了王之春的情报。

空欢喜一场的张之洞在给鹿传霖的回电里慨然长叹（译文）：“果然如此，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大变西法这一条出路。”

鹿传霖的忠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张之洞此后虽仍然主张大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相当地谨慎和收敛——枪打出头鸟，所以他告诫王之春，千万不要着急于给朝廷回奏，先看看别人怎么说。

可以想见随后张之洞回奏的内容，除了敷衍，还是敷衍。而敷衍，则意味着绝望。

日记里的秘密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在这方面，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他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职责是侦查中国长江流域的军情。1897年，他曾在武汉面见过张之洞，之后二人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在一封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张之洞曾这样说道（译文）：“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秘密告诉我，他此行其实奉有日本政府的密旨，前来商议中日联盟之事……”可见二人关系一度相当密切。

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的参谋本部工作，能够获悉日本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暴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企图抛弃清政府，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的秘密用心。

宇都宫日记1900年6月28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此日（二十七日）夜半时分，与钱恂（张之洞的心腹幕僚）会面，谈及时事……其间，钱恂言道：张某（即张之洞）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此时八国联军正向北京挺进。在张之洞看来，北京城里的老太太极有可能就此和清王朝一起走到命运的尽头，为保国计，他不得不未雨绸缪。

7月6日，宇都宫日记下又有这样的记载：

“七月六日，天气阴。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五千挺……”（注：张彪、吴元恺都是张之洞部将）

慈禧天真地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将欧洲列强尽数击溃，但眼界更为开阔的东南各地督抚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的这一举措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为了救国势于累卵，在拒绝北上勤王的同时，地方大员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当刘坤一和盛宣怀们主张“东南互保”的时候；李鸿章在犹豫两广独立的时候；坐镇湖北的张之洞已经走出了很远，他希望联合东南半壁的督抚们，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援，脱离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权。

张之洞长子诡异的日本之行

宇都宫太郎日记并非孤证，张之洞长子张权的日本之行同样透漏出了他曾试图抛弃清政府，组建新政府的隐秘用心。

张权是在庚子年春夏之交，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的。目的在于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加强与日本方面的联系。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而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显然，张权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前探路，探探东京的政治风向。在给张权的电报里，张之洞曾极为焦急地询问道（译文）：“京城里的种种事情实在难以理喻，总理衙门已经换了人。日本的一名参赞被杀，中日衅端已开，为之奈何？……此时日本人接待我们的情形、语气如何？再招募两名日本大尉，是否会有妨碍……”

张权抵达东京和离开东京的时间也很微妙。考察团抵达日本的时候，正值朝廷内部盲目自大，一片混乱之时：慈禧血涌上头，对欧洲列强同时宣战。在张之洞看来，面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政府极有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在这个时候赶赴日本，显然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着八国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仓皇出逃，急召老糊棚匠、老消防队员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也随之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本方面透露了自己建立新政权的打算，谋求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张权在日本整整呆了四个月。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尘埃落下，大局已定，张之洞于是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己组建新政府的企图，9月4日，张权一行人自日本返回。

善后工作

唐才常是晚清著名的会党领袖，他秘密组建的自立军长期以湖南为大本营。庚子年间，因为张之洞对清政府的若即若离，唐才常曾一度将自立军的重心转移到了武汉三镇。而怀着脱离清廷，组建新政府的张之洞，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举事，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完全可以收编过来，为己所用。

然而，唐才常对张之洞的判断失误了。当形势日渐明朗，发现清政府仍然未被摧毁之后，张之洞选择了继续“效忠”，张之洞的转变造就了自立军的噩梦，不但自立军遭到了残酷镇压，唐才常本人也被逮捕，并于次日被杀。从时间点上看，张之洞处理自立军的时间，恰好是他得知慈禧政权并未被彻底摧毁之时；而如此急于杀害唐才常，也显得相当违背常理。

自立军只是诸种善后工作中的一项小科目，真正让张之洞伤脑筋的麻烦，其实来自日本方面。

通过宇都宫太郎等人的汇报，日本方面已经了解到了张之洞组建新政府的欲望，故而，在庚子议和期间，日本代表曾经提议，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为首的新政府。张之洞闻讯大惊失色，急忙予以阻止。

在给钱恂的一封电报里，张之洞如此写道（译文）：“驻日公使李盛铎急欲推荐我进入政府，骇极！顽固派充塞朝廷，入京必受其害。务恳千万阻止！”李盛铎作为驻日公使，他的意见自然就是日本方面的意见。

因为此事与张之洞的个人命运关系甚大，所以，第二天，他又给钱恂去了一封“千急”电报，这封电报对事情的原委说得更为详细（译文）：“刚刚见到日本的国书，里面说，如果希望和平，第一条，政府必须明降谕旨，不用那些顽固派大臣，赶紧选拔一名在中外都有名望的大臣，另立一个新政府……后两条姑且不论，第一条，选拔有名望的大臣组建新政府，显然是指我而言……务望请青木诸君想想办法，赶紧婉转告知伊藤博文，此刻我还是不离开湖北为好，中外有益，千万要紧！”

可以想见，张之洞写这封电报时，背上涔涔而下的冷汗。

结语：1900，帝国脑死亡的年份

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关注，同时也备受漠视的一年。受关注，是因为这一年有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义和团运动的总爆发和八国联军侵华；被漠视，则更因为这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它们的宏大掩盖掉了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帝国内部所出现的无可弥补的巨大裂隙。

如果说东南督抚们一致行动，抗中央之旨不遵，而私自搞人臣外交，擅自与西方列强签订协议，达成东南互保尚可勉强算做一种慈禧所说的“老成谋国”之举的话，那么，那些一方面在明面上参与东南互保，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筹划“两广独立”和南方新政权的李鸿章、张之洞们，则明显已经与朝廷离心离德。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已经不再能够羁縻帝国这些雄踞一方的大佬们。

慈禧事后对东南督抚们“老成谋国”的“嘉奖”，也许恰恰有意无意间道出了这一年帝国统治上层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从东南互保到两广独立，再到张之洞的新政权梦，这些地方督抚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对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忠诚，他们所效忠的，已经进化成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谋国”，而不再“谋朝”——所以他们可以冷眼旁观慈禧的逃亡之旅。

帝国上层出现裂隙的同时，民间思想和舆论也同样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的文章，声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经造成了“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们也已经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汪康年在文章里大声疾呼“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强烈要求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一条宗旨：不承认通匪矫诏的伪政府（即慈禧政权），但为了取得东南督抚们的谅解，第二次会议将这一宗旨改为不承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即由不承认慈禧政权降低到不承认慈禧政权发布的“伪命”。宗旨公开之后，如愿以偿得到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默许，张之洞甚至还派遣幕僚陶森甲加入了中国议会。在公开对外宣布的宗旨之外，中国议会其实还有十二条秘密宗旨，这些秘密宗旨的总纲相当明确，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反对现政府，建立新政府。

国际社会积极的外交介入也促成了帝国社会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隐性解体。日本当局与张之洞的接触，港督卜力与李鸿章、孙中山的接触，属于官方外交性质的介入。民间外交的介入同样不容忽视。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展开对华民间外交最为积极的机构，他们在庚子年向中国提出了联邦保全策略，即在日本的保护下，由李鸿章、张之洞等南方督抚建立一个联邦，然后逐渐扩展势力，最终令中国获得统一，成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中国方面的民间外交代表人物汪康年，也曾受到日本方面的委托，前去游说张之洞弹劾现政府，迎接光绪南下，重组政府。虽然这些民间外交最后均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但它们所起到的瓦解现有政治体制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1900年，是清帝国的隐性分裂彻底化的关键年，这一年为此后的许多历史轨迹埋下了伏线——晚清立宪的不伦不类，就与此关系颇深：对于君主集权的传统帝制国家而言，立宪意味着对君权的重新界定和瓜分，但晚清立宪却南辕北辙，朝着强化中央集权的绝路一路狂奔。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中央朝廷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驾驭地方督抚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的产生，毋庸置疑，应该追溯到1900，西历二十世纪开元，中国传统历法的庚子年。

可以说，1900年，是帝国脑死亡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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